二是对皇帝及内廷可能接受程度的把握。这时，督抚自身的诸多因素:能力、地位，对所奏事件把握的准确程度，文字语言的恳切、表达分寸的掌握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直接间接地对中央决策发生影响。
所以，凡事请旨而行既体现了中央对督抚的控驭，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制度，使督抚职权行使又具有了一定的扩张性晚清督抚事权的扩大就是在这一条件下出现的
正文 太平天国时期督抚权力的变化
更新时间:2011-9-15 9:01:48 本章字数:2303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清政府面临巨大压力，旧有体制难以适应军事斗争需要，清政府不得不下放部分权力，首先是财政权.
财政和军事是清王朝中央集权的两大支柱，变通，使统兵督抚的兵权与财权归一依靠财政与军事两大后盾，督抚权力得到进一步扩展。
1.财政权按清制，管理一省财政的是布政使，直接向户部负责。
督抚对一省财政只有综核之责，无直接调拨之权。咸同军兴之时，一方面湘军要就地筹铜，另一方面又要求迅速快捷地处理财政事务，于是军兴省份出现了一些管理财政的机构除前面提到的长沙、武昌厘金局、江西牙厘局、长沙东征筹铜局外，还有厘金盐茶局、百货厘金局、洋药厘捐局、盐局、运局、督销局等等④这些机构大多由督抚派专员经理，有的虽由藩司管理，但所收钱财悉归统兵督抚调用，致使藩司仅有会核之名，而无实际察销之权省之财政，直接由督抚控制。
2.司法权清制，重要案件即军流、死罪人犯经督抚覆审后需专案咨报刑部批覆，其中死刑案件要向皇帝具奏;每年还有省及中央二级的“秋审，制度进行覆核，覆核后由皇帝裁决总之，生杀大
权在中央。
太平军兴以后，各地案件增多，咸丰不得不要求地方对匪首要犯“就地*”但开始时还反覆强调“一面奏闻，一面*’，叭咸丰二年，曾国落奏请对“土匪~立行*”，提出的理由是:当此有事之秋，“不敢不威猛救时”，所以应“不復拘泥成例”他还设立审案局，自派委员两人专办此事。咸丰朱批“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只赋予地方以独立的生杀权。此后，随着一批统兵大员身任督抚，“就地*”成为督抚的重要事权一是范围扩大，同治元年(1862年)上谕，允各省对“遣散兵勇”“逗留滋事抢掳民物者”，可按照军法立斩袅示③同治二年，广东督臣毛鸿宾、抚臣郭禽熹奏请获得对“逆匪盗犯”的就地*权。就地*的范围还扩大到马贼土匪、持械抢劫、“奸徒诱拐并非情甘出口民人贩卖出洋”等④二是办案程序变通，即由地方官审讯，察明督抚即可执行，无须事先奏报和覆核。随着就地*权的获得，地方办案机构也随之产生。除咸丰三年曾国藩设立的审案局外，其他省还有待质公所、发审局、候审所、请讼局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且均由督抚亲自派员负责
3用人权。
按原有制度，督抚有保举权，范围为道府州县衙门的正印、佐杂和教职人员。但保举额有规定，如雍正即位后命凡道府州县等亲民要职，总督保举三员，巡抚举二员⑤当所辖地方官出缺后，督抚可以题本或奏摺的形式向朝廷提请由所属现任官员中择人补授，但只限于省内的最要缺和要缺，其余皆为部选。这就是说，督抚的保举用人之权是有一定限制的。军兴以来，大批地方官因兵败或黝或罢或死，对人才的需求日益突出朝廷被迫改变定製，屡屡降旨，要督抚不拘资格，保荐人才。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上谕命督抚“不拘资格”，保奏武职人员。①咸丰十一年十二月，曾国藩任两江总督统辖四省军务之后，清廷即降旨命他保举安徽巡抚，并指明“不必拘定资格”，迅速奏闻。曾国藩回奏一方面诚惶诚恐地表示“恐上侵朝廷TA阶之权，另一方面马上保举了张亮基、李续宜两人②同治元年十二月，清廷又命曾国藩驴举封疆、藩桌人材，月明确提出:“有职分较卑而器识甚远，将来堪以登用者，并着一併具奏”③上述保举权限的下放，不仅使督抚保举范围扩大，而且突破了举资格条件的限制，于是督抚纷纷藉军功之名目保举人员金陵克復后，曾国落先后上保案六起O.保举任用程序也趋于简化，
一般保案列名不加考语，由督抚开单呈报，皇帝特旨允准，吏部照折註册即可;其中军功出力人员可免补免选，越级提升⑥保举之员增多，还突破了原来督抚题调借补的限制。同治七年十一月，曾国藩提出武职借补章程，不同意兵部拟订的借补成数不准过五成的规定，提出“借补者三缺得二，换补者三缺得一”的要求，并明白地指出，之所以如此，是“三江两湖用兵太久，武职保举太多，姑存
借补小缺之途，以为安插閒将之地”。⑧此外，由于各省督抚事权扩大，所设局所急需用人，于是也就出现了仔抚违背常例率自更调的现象或将特旨简放及由部选补。各员奏请留省令其暂署别缺①;或将试用一年期满人员“概请留省补用”，或者“径直更调”②;还出现将“黝退之员”请留请调之事⑧
正如《清史稿》所称:“时督抚权宜行事，用人不拘资格，随时举措，固不能以大计举例绳其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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