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1967年啦，也就是文革开始的第二年……唉，那年的夏天，几乎天天发生流血事件，枪声经常是一夜不断，两派的仗一直打到了寒冷的冬天。”老妇人缓缓地说。
哪个年代出生的人，註定有哪个年代的故事，而那些故事，也都刻在了那段不知不觉的岁月中。
1966年至1976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称“十年浩劫”。文革伊始，先学校后农村，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造反派衝垮了各级党政机构。夺权后，因为权力分配不均，全国各地都形成了两派或多派的红卫兵组织，中央号召红卫兵“大联合”，但红卫兵们根本不听招呼，只接受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
后来，上面派军队“支左”，军代表进驻了学校和厂矿企业。各方都激烈地争夺军代表的支持，把自己的组织描绘成最坚定的革命左派，而把对方视为敌人，很快就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派组织，军队支持的一派为正宗，不支持的一派就是“站错队”，就成为了“反军派”。
为了夺权，红卫兵组织之间，由唇枪舌剑的大辩论，发展为剑拔弩张的对峙，又由街头巷尾的械斗，逐步升级为武装衝突。尤其是1966年到1969年文革的高峰期，有些地方的造反派，竟然抢了部队的军械，装备了枪炮，将原本群众组织间的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冤冤相报，恶性循环，大规模的武斗愈演愈烈。
根据有关统计资料和一些地方的“大事记”记载，当时红卫兵组织的称号五花八门，诸如：“红卫兵团”、“决死纵队”、“革命造反大军”、“红色尖刀排”、“排炮战斗队”、“飞虎连”、“东方红公社”、“红革会”、“二总部”……其中有些组织，实为专业的武装团体，有着较强的战斗力。因为动用了机枪、迫击炮等杀伤力极大的武器，所以伤亡惨重，损失巨大。但面对“天下大乱”，用当时领袖的话说，“乱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由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
老妇人忧郁的脸上涌过一片阴云，眼皮垂了下来，好一会儿，她才继续说：“武斗中，被打死的造反派可以葬到‘烈士公墓’，可是另有很多在混战中死亡的群众，而且有些尸体，一直找不到死者的家属……当时，天儿热，很多尸体都开始腐烂了，太平间里不能再放。可是，去火葬场的路上，造反派到处设卡子，过不去，就是过去了，火葬场因为闹派性，也早就停工了。”
古奕听着老妇人的叙述，呼吸变得急促，他感觉身上的每一根汗毛都竖了起来，禁不住问：“那后来尸体怎么处理了？”
“那时的场面真是恐怖啊！那情形，我现在想起来还打冷战。”老妇人的面肉抽搐了一下，“没办法，有人就挖了一个大坑，给尸体注射福马林后，用清水大致洗一洗，简单地收殓一下，就放到了坑里。”
“就是这个位置？”古奕扭脸看了一眼大花坛。
老妇人点了点头，神色阴郁地说：“后来，革命委员会发布通告，将这里的坟墓迁出市内，送到火葬场去火化，但那些无名尸体，却没有人过问，就一直埋在这儿了……以后，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这里常常阴风阵阵、死气沉沉的，逢颳风雷雨的天气呀，还能隐隐能听到怕人的厮杀声和口号声，很长一段时间，把这里弄得人心惶惶的……”
古奕稳了稳心神，他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不过好奇心涌了上来，于是又问：“噢？什么口号声？”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大风大浪里炼红心……”老妇人声音低低的，似近乎于呓语地唠叨，“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头可断，血可流，***思想不能丢……”
老妇人像是突然回过神来，怔了怔，接着又说：“后来，有人请了一位精于易术玄学的先生帮忙设计，在楼前又是铺路，又是栽花种树，还在楼后修了这座花坛，这里才渐渐地安静下来。”
古奕暗自摇摇头，心想：“莫非是巧合？天下哪里会有这种事！”
古奕推测，必定是当时的声音通过风的传播，作用到周围的楼壁上，作用力与楼壁表面不断撞击，于是发生了风声的振动和反射，就像中国古代的“四大回音建筑”，其实是一个物理现象，在力学上叫共振，在声学上叫共鸣。他又涉想到现在住的房间，风从窗户吹进空荡荡的室内，同样也能发出让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不过，你住的那间房却经常闹鬼，尤其是每年的七月份。”老妇人的话冷森森的，打断了古奕的联想，“每当看见有人住进来，没多久，又搬出去，不用问，一定又是撞鬼了。”
古奕虽觉得不可能，但还是问：“为什么就是我住的那间房闹鬼？”
“唉，有一个女孩子，是在你那间屋子里自杀死的。”老妇人的眼中似有泪光闪动。
“自杀？那个女孩子为什么要自杀？”古奕惊愕地问，“老婆婆，你能和我说说吗？”
古奕一直认为，自杀是世间最悲惨的事，一个人到了非自杀不可的地步，是何等的不幸与悽怆。不久前，他看到一篇报导，上面说世界各地自杀的人数，一天比一天多，一年比一年多。古奕不知道那些人为什么要放弃宝贵的生命，但他却在不断地激励自己，做人要坚强，要有勇气面对困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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