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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草山寻找蒋介石的踪迹，去胡同里探访张大千的神韵，地方都不大，起码没有想像中的大，却都小得精緻。在这样的场景中，台湾开始在脑海中告别想像，慢慢真实起来。

相信每一个大陆人，到达台湾之后，都会有这样一个与自己想像作斗争的过程。

政治与一碗酒

不过，当时的台湾却处在一种亢奋的政治热情之中，似乎每一个人都是参与者。

打开台湾的电视，晚上九十点钟，各路名嘴都在屏幕上“参政议政”，好听的话不多，口吐白沫，一个比一个激昂，一个比一个炮火猛烈。小小的台湾，起码十来个电视频道在这个时间干这件事情，于是，你想不被政治打扰都不可能。

在台湾看电视，走两个极端。新闻时事节目中，要么是铺天盖地的民生新闻，家长里短，无处不在，刚开始新鲜热闹，看几天之后就看出了问题与憋闷。在台湾，由于种种特殊原因，几乎没有国际新闻，拼命找，一天也找不到几条，让你以为：这个世界除去台湾岛本身，顶多就华人世界这么大。这么说的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大陆新闻在台湾屏幕上已经很多。

除此之外，就是脱口秀政治，全民开讲，自由、混乱、亢奋、“秀”杂其中，让人不由得感慨。

而娱乐节目，不说也罢，因为大多数都能在大陆找到克隆或山寨版本，也就不在台湾浪费时间。

当时的这种政治热情十分正常，毕竟台湾政坛刚刚变局，每个老百姓都觉得自己也参与历史其中，政治新鲜感未过，于是，让外来人都能明显感觉到。

来到台湾，蒋介石与蒋经国是绕不过去的两个名字，但是蒋家第三代，却大多不幸有台湾风水师说：那是因为蒋介石与蒋经国都葬在临时墓地，未能入土为安所致。两蒋照片下，正接受采访的，是第三代中唯一的“蒋”门人——蒋孝严。不过，他也是刚从“章”姓改为“蒋”姓不久，是推动两岸直航的重要人物。

对于我们这些初来乍到者，除去新鲜，有时还有些刺激，甚至刺痛。

一天在街头，突然看见一个游行车队大摇大摆地行进，原来是在愤怒声讨蒋氏父子，蒋介石的待遇比蒋经国糟糕很多，名字都被打上叉，画像倒挂，敲锣打鼓，作为从大陆来的我们，自然不适应。奇怪的也是这种不适应，为什么几十年时间，我们都恨并骂着蒋介石，可街头看见这一幕，竟有些要为蒋氏父子打抱不平的衝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看样，在历史又翻过一页之后，在一个中国的大是大非面前，我们与蒋家的情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只不过当时还不知道，几年之后，国共两党又走到了一起。

相比街头这一幕，更刺激的还在后头。

生活中的很多事，想像时恐惧，然而真到了具体情境中，恐惧就消失掉，第一次台湾之行就是如此。

出发之前，担心这个忧愁那个，可真到台湾之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化解掉这一切。做主人的，往往知道客人的为难，会有意照顾客人，避免尴尬，我们曾经担心的各种场面，基本上都没碰到过;而当客人的，也慢慢去除了没必要的敏感，偶尔主人们脱口而出的敏感话语，我们也一笑而过。轻鬆地面对，一些为难反而容易化解。

也正是有了这种变化，才有了临近返程之前最后一顿正餐的特殊酒局。

回来的头一天晚上，在高雄，主办方为我们摆酒饯行。现场，除去我们，也宴请了一些当地的青年才俊及有关人士。

酒桌上一聊，大家乐了，发现在我们这一桌十多人，竟有着海峡两岸五个党的党员，我们是共产党，台湾方面有国民党、亲民党、新党、民进党，真是一个过去想都没想过的奇妙组合。

酒过N巡之后，不知是谁提议：最后展开了一个“两党对决”，民进党一位年轻议员为一方，另外四个党选我为代表成为另一方，拿出一瓶金门高梁，分别倒满两个大碗，旁边的人们群情激昂，鼓励声连连，我和这位民进党议员，只好不辱使命，一人一大碗，一饮而尽。

十几分钟后，对方在走出门外几步的大堂里不省人事。

我则坚持聊到最后，回到房间才沉沉睡去，算是赢家。

这成了以后我们每次团员相聚时必聊的话题，我一直好奇的是：为什么海峡两岸的这四个党成了一拨，而民进党成了另一拨?这是一个潜意识里的“政治”决定，还是一个喝高了之后的酒桌行为?

至今，我没有答案。

不过，正是在这一碗酒里，我结束了自己的第一次台湾之行，也结束了对台湾的想像，以及因距离而产生的敏感。

告别时，我有了新的期待：什么时候，我以记者的身份再来?

第二次入台：2005年7月

告别台湾仅仅一年，我们有了和台湾媒体的第一次合作，这一次的合作，是由一个灾难引起的。

2002年，华航空难。

空难发生时，我在《时空连线》任製片人，这是新闻，我们自然要跟踪。

当时我的搭檔刘爱民，追着追着就追到台湾东森电视台那儿，原本只打算“试一试”的合作，对方竟然一口答应，这让我们喜出望外。

记得当时我连线台湾东森记者，报导这起空难，耳机里真的传来台湾国语的腔调时，我才敢相信这是真的。也正是因为东森的合作，这次海峡两岸的连线报导顺利完成。

其实，我们并没有想太多，新闻事实决定了我们的报导方式，但有趣的是，还真有比我们敏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