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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知道，个性有人喜欢、有人恨，他怎么看待自己个性一生？

他十分豁达，说：我这个人，平生与这个世界的人，总是磕磕碰碰，说不到一块。但我从来不强行要求别人按我说的做，我也不愿意委屈自己来将就别人。对一切毁损我的，讚誉我的话，我都像聋子一样听不到，瞎子一样看不到。毕竟用话毁损我，又不能真正做到损害我；讚誉我，也不能多带一点什么给我。毁损我不能掩盖真实的我，我为什么要在意？讚誉我反倒可能夸奖过了头，变得好像在夸奖别人了；都不是我自己了，我为什么要在意？至于“千秋万世名，寂寞身后事”我也懒得去理会，如果要我做个自我评价，我就给自己取个谥号，就叫“忠介先生”！[5]

这种率直的口气，与做《述志令》的曹操有几分相似。“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曹操实在、从不打官腔，碰到有机会就说真话。“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有了这种对宇宙人生深刻的哲学洞察，才会有“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的自信与洒脱，才敢自我调侃给自己取个谥号。

左宗棠一生传奇的经历启示我们，人的一生，会遭遇无穷无尽的失败、挫折和沮丧。直面人生的丰富与复杂，扪心自问，我们会发现，纯之又纯的正能量事实在个人身上不存在。正能量往往来自负能量，负能量发挥得恰当，往往可以转化成正能量。

左宗棠在18岁那年，本有许多种可能。但长沙棚户区旧书摊的几本小书，偶然改变他的轨迹，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左宗棠所以能取得空前绝后的事功，在于他的个人性格、特质，包括他有意识地研究的“时务”，都暗合了晚清时代的需要。他生活在一个需要英雄、同时也产生了英雄的时代。

事实上，任何一个时代，只要有人将它发挥到极致，能够与时代需求合拍，都可以创造出左宗棠式的传奇。

这也是左宗棠留给今天我们的启迪。

左宗棠备受人争议的是他的个性。但如果抽掉了“婞直狷狭”，左宗棠与曾国藩、李鸿章的差别就近了。正是这些个性、正气、真气、正负能量交相激盪，让“实干个性官员”这个极富色彩的政坛词彙，在今天有点生猛地逼进我们的视野。

2012年7月16日初稿写就

2013年1月18日第二稿改完

2013年8月9日第三稿改定

[1] “熟人社会”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概念。通俗讲就是“圈子社会”。背景和关係，是熟人社会的典型话语。“熟人社会”亦称“关係社会”、“后门社会”。它的特点：强调人治，不主张法治；办事凭人与人之间关係的生熟程度、感情深浅程度；责、权、利的界线较为模糊；他人的权利容易被侵犯；在公共事务中论资排辈、任人唯亲、徇私舞弊。只有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变迁，社会空间越来越大，人们成为陌生人，法律才有产生的必要。只有当一个社会成为一个“陌生人社会”的时候，社会的发展才能依赖于契约和制度，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才能通过制度和规则，建立起彼此的关係与信任。契约、制度和规则逐步发育，法律就自然地成长起来。

[2] 于右任在《悼汉武帝陵》一诗评价：“绝大经纶绝大才，罪功非在戍轮台。百家罢后无奇士，永为神州种祸胎。”

[3] 见《左宗棠家书》。他覆信给与威宽勋同四子道：“吾前在湘幕，久专军事，为当道所忌。官相遂因樊燮事，欲行构陷之计。其时诸公无敢一言诵其冤者。吴县潘公祖荫，直以官文有意吹求之意入告，蒙谕垂询，诸公乃敢言左某可用矣。潘盖得闻之郭筠仙也，筠仙与我交稍深，其与潘公所合，我亦不知作何语，却从不于我处道及隻字，亦知吾不以私情感之，此谊岂近人所有哉？！惟戊午之岁，曾以召对之语示我。顷于箧中检得，记其大概以示汝曹。俾知文宗皇帝之求贤如渴，圣德度越古今，而汝父之感激驰驱，不容已也。”

[4] 湘阴文庙始建于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几经兴废。现有建筑为清干隆九年（1744年）重建，由“玉振金声”冲天坊、泮池、状元桥、太和元气坊、大城门、大成殿及厢房组成。湘阴的传统，考上举人、进士的读书人，都可以获得从状元桥上骑高头大马经过的荣耀，全县有声望的人都要来捧场，民众会挤满来围观。湘阴这种重文的传统，跟当地出过不少名人、伟人，有一定的关係。现在已经有点破败， 2011年笔者前去观瞻，见到正在修缮。

[5] 左宗棠的两段原话是：“平生性刚才拙，与世多忤（wǔ，抵触，不顺从）。然不强人就我，亦不枉书己徇人，视一切毁誉、爱憎，如聋瞽（gǔ，盲人）之不闻不睹，毕竟与我亦毫无增损也。”“毁我者不足以掩我之真，誉我者转失其实耳。千秋万世名，寂寞身后事；吾亦不理，但于身前自谥曰‘忠介先生’，可乎？”

后 记

近七年来，我数十次去到左宗棠故居。但前面几年，我一直没有动写左宗棠的想法。

每次走近左宗棠，我就想起一个老头子。

老头子生于1918年， 20岁那年，他从台儿庄血战的死人堆里爬出来。 1978年后，他跟人说起打日本：“台儿庄山下密密麻麻，我端起机枪在山上扫，也不晓得打死好多，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