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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汉乐得将书一併卖给左宗棠，固然有货卖于识家的道理。读书人最开心自己的藏书被人喜欢，这不是钱多钱少的事。

就在这年（1830），左宗棠长沙城南书院老师贺熙龄的兄长贺长龄，因为母亲过世而回家守孝，以江宁布政使的身份回湖南了。

左宗棠马上顶着风雪，踏着冰路，前去拜见。见后先借书，贺长龄爬着楼梯去取，将自己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送给他。

这些在当时都是最时新的书了。里面谈地理、水利、军事、农业、海事，全是些经世致用的学问。

经世致用，就是经国济世，学用结合，学以致用。中国自隋朝科举以来，完全不顾经世致用，读书就为了背诵四书、五经之类，脱离现实，不关怀世事，侧重单一传承古人学问，即所谓述而不作，既不鼓励学生创新，也不需要学生发挥，至于学问能不能解决现实问题，能不能推动科学发展，更加不管。

那些真正关注天下兴亡、社会安危的读书人，这时起，开始从科举的锁链中挣脱出来，像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用独立的眼光，对社会科学“保持长盛不衰的好奇心以及热烈而不带偏见的探索”。

这种独立眼光、好奇心、探索精神，在明末思想家王船山、顾炎武第一次提出“经世致用”时开始萌芽。经过近两百年的孕育，在湖南开始养成了相对成熟的经世致用的学风。一些有远见的官方人士也开始全力研究与实践。与左宗棠同时而年龄长他一辈的两江总督陶澍，以及陶澍的幕僚魏源，就是经世致用派的代表。贺长龄也是长沙着名务实派官员和经世致用学者的代表。

大环境造就小环境。王船山影响过陶澍，陶澍影响到吴荣光，吴荣光影响进民间。贺长龄、贺熙龄，则直接改变左宗棠。

经世致用思想在当时成为一股激越澎湃的思想潮流，漫溢进民间，于是民间的小书摊上，也开始卖起这些书来。

左宗棠就是在这样渐成气候的大环境与小环境里，在湘水校经堂的课堂里，在棚户区的书摊上，读到了这类书。他听从内心的兴趣，通过买书、借书读的方式，开始系统而全面地接触这些在当时科考看来还完全是离经叛道的学问。

像一头饿牛闯进菜园，左宗棠贪婪地从这些“杂书”中吸取知识。

杂书的思想，开始逐渐融进了他的头脑，改变着他的知识结构。

左宗棠第一次去见贺长龄，贺长龄“以国士见待”。一个18岁的青年，受到时任江宁布政使（相当于今天副省长兼民政厅长）的贺长龄如此厚待，多因贺熙龄的推介和褒奖。贺熙龄是左宗棠在城南书院的老师，他当时评价左宗棠“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用今天话说，能“独立思考，自由思想”，这在当时已属罕见。自己思考能得出什么新发现？贺长龄想当面考一考，左宗棠自学得到底怎么样。

一来二去，跟贺长龄熟悉后，左宗棠开始找他聊天。一次，贺长龄问到《读史方舆纪要》等书中不少观点的疑问，他本来没想到左宗棠能回答上来，他自己有些困惑还没来得及想清呢。没想到，左宗棠接过话题，评论起来：我认为顾祖禹的这本书，关于考证的事实方面，太粗糙了，也太简略了，许多立论的观点，并不成熟。（“考据颇多疏略，议论亦间欠酌。”）而魏源的书呢，总是在谈向外进取，却很少谈守势，总是在谈进攻而不关心防卫，这更像是谋士在浑水摸鱼、强词夺理。（“多言取而罕言守，言攻而不言防，乃抢攘策士之谈。”）

这个评价让贺长龄着着实实吓了一大跳。一个18岁的青年，记下书中观点不稀奇；能独立思考，批判书中不对，需要勇气。左宗棠小小年纪，怎么这么有主见？看问题怎么可以这么稳、这么准、这么深？这些可都不是他课堂上学的，老师也不会教，科场不会考。课外书看到这个水平，不是天才还能是什么？他一眼认定，左宗棠是个成大事的苗子，是国家未来稀缺的人才。

他鼓励左宗棠说，你这么好的苗子，今后小事就算了，要干就干大事，不要自己将自己框死了。（“幸无苟且小就，自限其成。”）这句话从副省长口中说出来，对左宗棠像“牵牛星降世”梦一样，是个巨大的鼓舞，对他后来放弃“誊录”，有较大影响。

左宗棠当年读的这些书，相当于毛泽东在“六年孔夫子”的儒家课堂上偷偷摸摸看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书。考试不会考到，读来全凭兴趣。

左宗棠被这些“旁门左道”的书深深迷住了。兴趣与执着，从这时起，定下了他终生关注的两个方面：舆地学、农学。“舆地学”即是地理学，“农学”也就是农业实践的学问。一个古代的读书人，放下“四书”、“五经”，读地、农学，其荒唐程度，相当于今天网易总裁丁磊开个农场专门养猪。

兴趣点既然与科举已经大异其趣，左宗棠的兴奋点从此自然会总与别人不同。

第三次进京会试时，同行的考生，都在紧张地复习功课备考，念叨什么“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背的人乏味，听的人头疼。左宗棠才不管，全不将经书当回事。经过河北栾城，他在街上看到知县桂超万张贴布告，劝老百姓耕种备荒，对如何栽种棉花、白薯，讲得十分详尽，他比考进士还来精神，连走带跑，将书担放下，拿出本子，将内容一字不落、原原本本全抄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