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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当越南急需铺设输油管道时，中国政府决定推迟国内在建的输油管工程，把油管优先供给越南使用，保证了越南近千公里输油管道系统在1971年安装完毕。以前越南的油料运输主要是用油罐车，而美国飞机在1970年至1971年旱季的轰炸，使越南运输车损失多达4000辆。由于使用了输油管道，同期运往南方的汽油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比上年度增加了10倍。[29]

在1971年3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国确定了进一步加强援越的方针。周恩来提出：“中国人民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全力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随后，周恩来访问越南，并在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以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教育我们：如果我们中间有谁讲出不能帮助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话，那就是叛变，就是背叛革命。”[30]

同月，越南副总理黎清毅访华，提出增加12个新的成套项目援助（约合人民币1.5亿元）的要求。外交部和外贸部认为，“根据中央全力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精神，对越方提出的12个项目，除个别项目尚需进一步研究外，原则上应儘量予以满足。”[31]

不难判断，此期支持越南抗战仍然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没有因中美关係的发展让中越关係受到任何损害。但同时，中国的做法也的确为继续打开中美关係留有余地。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明显事例是，在1971年2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谴责南越军队入侵寮国的当天，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对挪威驻华大使说，由于印度支那战争，中国不可能恢復华沙会谈，但迟早是要坐下来谈的。乔还特意要求提请美国方面注意这段话。当美国发表声明，努力使中国理解在寮国的有限目的，并在一个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称呼后，基辛格注意到周恩来3月初访问河内时对美国表现的克制态度：“丝毫没有对尼克森进行人身攻击，或威胁说中国要进行干涉”。[32]

拒绝施压，对巴黎和谈采取不干预政策

（1971年4月至1972年3月）

此期，通过高层接触，中美关係稳定发展，上海公报的发表标誌中美之间实现了和解。在越战问题上，中国拒绝向河内施加压力，帮助美国从越南脱身，而是继续组织大规模援越，同时对巴黎和谈采取不干预政策。除了坚决反对越南向苏联靠近，北京没有因为中美关係发展而改变对越外交的基本方针。

1971年4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导演的桌球外交轰动了全世界，随后，尼克森转达了亲自访华的口信，并提议由基辛格作为特使先行秘密来华举行预备会议，中美关係有了突破性进展。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9日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反映了此时中国调整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报告在回顾几年来中美关係解冻的历程后，提出了接待基辛格和尼克森的各种对策：一、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事设施，应规定期限从中国的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这是恢復中美两国关係的关键问题。二、台湾是中国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外人不容干预。要严防日本军国主义在台湾的活动。三、我力争和平解放台湾，对台工作要认真进行。四、坚决反对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五、如因前三条尚未完全实现，中美不便建交，可在双方首都建立联络机构。六、我不主动提联合国问题。七、我不主动提中美贸易问题。八、中国政府主张美国武装力量应从印度支那三国、朝鲜、日本和东南亚有关各国撤走，以保证远东和平。考虑到美国反对党的存在，报告认为，即使上述各项“完全谈不拢，使尼克森的访问成为不可能，这对我们并无损害”。报告最后专门提到了中美会谈是否会有碍印度支那抗美战争和巴黎谈判的问题，认为“这可能有一时波动，但谈清楚了会更有助于印支抗战和巴黎谈判，因为尼克森已认清美苏争霸的焦点在中东和欧洲，还不是远东。中美会谈如有进展，必将有助于撤军和巴黎谈判。即使步骤有先后，也更利于支援印支抗战”。报告认为，印支三国人民只要坚持持久战，各方再予大力支援，必能获得最后胜利。[33]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在解决与美国关係的各项考虑中，台湾问题占主导地位，即使涉及到越南问题，也认为中美缓和对越南是有利无害的。中国似乎还未了解美国在越南问题上对中国的希望，也没有认真考虑中美和解与越南战争之间的关係。

当基辛格于1971年7月9日在章文晋的护送下由巴基斯坦秘密飞往北京时，在美国的议程安排中，除了重申美中和解的战略基础，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印支战争。基辛格把与周恩来会谈的更多时间花在解释美国的印度支那政策上，显然是试图让北京说服河内加速和平谈判的进程。为了把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与美国结束越战的愿望联繫起来，基辛格告诉中国人，越战结束后，美国准备在短期内从台湾撤走三分之二的军队。但周恩来声称全不知情，采取了迴避的态度，既没有答应敦促越南改变其谈判立场，对基辛提出的促使河内改变战俘政策的请求更是置之不理。以至后来基辛格向尼克森报告时认为：“深刻的分歧和多年的隔绝使我们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