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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童(作家)：明星出书，也是商业社会正常现象，现在明星出书成为“热”，不应该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明星的书我看得不多，看过的当中，觉得《日子》不错，写作态度端正、坦诚，有透心彻骨的地方，文笔也有文学性。其他的没有细看。不过明星出书与作家的区别还是很大的，读者感兴趣的是明星生活，因而他(她)们的书指向明确，主题明确，效果明确，缺少也不承担形而上的内涵。

白烨(文学评论家)：《日子》一书读来轻鬆自如、亲切自然。不知不觉地就抓住了人，使你欲罢不能。但最能打动人心的，可能还是那些融个人性情于庸常往事的细节描写。象早期的童年生活，在农村姥爷家收到妈妈寄来一双红皮鞋的欣喜以及小朋友借穿红皮鞋引起的不悦，与儿时的伙伴水晨哥纯真又懵懂的友情。吃姥姥的鸡蛋、听姥姥的故事、做姥姥的小尾巴……，亲情、友情与人性、个性，就在这质朴无华的日常岁月里悄然萌发与生长;还有就是在做了主持人之后的那些感人至深的幕后故事，如登门拜访华北油田截肢后仍支撑着家庭的某劳模妻子，陪护16岁的骨癌患者、云南姑娘陈维实现爬长城的夙愿，尤其是与患“视网膜母细胞瘤”的7岁男孩小海风的电话交流，更是以特有的善心、爱心和本能的母性，在孩子最需要的时候给予了雪里送炭般的情感慰藉。可以说，在如许心与心的碰撞、情与情的交流之中，倪萍和盘托出的是一颗出自终极关怀的超尘拔俗的爱心。

巴尔扎克曾告诉人们，“对心灵来说，没有微不足道的小事。”当然他指的是那种寓不凡于平凡的心灵，而这似乎就是指着当下的倪萍说的。在工作中、人生中，如此敏动又如此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诚心与挚爱，能不拨动别人的心弦、灼热别人的爱心吗?

倪萍说她写《日子》时，“更多的地方像在述说，我仿佛手中握的不是笔，而是话筒………”，这个感觉是对的，因为不是硬写，所以并无造作;因为是在“述说”，所以没有矫饰。《日子》完完全全又自自然然地从心灵深处流淌而来。所以最朴素，也所以最感人。

周政保(文学评论家)：倪萍的这本《日子》，称得上是地道的畅销书。可读书界对畅销书的态度，总有点儿不公正。其实，“畅销”之于写书者来说，无疑是一件欢欣鼓舞的事。它是写给人读的，因“畅销”而赢得更多的读者，难道不是写书者的一种理想么?我绝不会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拒绝“畅销”的写书者。我之所以说到“不公正”，那是因为某些很高雅很严肃的人总把“畅销书”与“低品位”划等号。这是一种很荒唐的判断。

就《日子》而言，无论作者的叙述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疏漏及不足(也永远做不到人们想像的尽善尽美)，但总的来说是一本严肃的、充满良知与善意的书。特别是，作品通过个人经历的“自叙”，写出了一种平凡日子里的追求，一种扎实而富有智慧的敬业精神，一种情感旅程中的“现实感”或现实意义。《日子》的“好看”是一种不需要论证的阅读事实，而“好看”也正是“畅销书”的不可或缺的前提。

当然，这里的“好看”与作者的“知名度”相关——倪萍的“知名度”，也许比一些着名作家、着名导演或着名演员还要高，或更具有普及的特点。于是，对于这样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的“日子”，读者倾注更浓厚的阅读兴趣，也是合乎情理的事。更重要的是，“日子”的自叙角度可以让人在平凡的追求中获得一种信心，一种揭开神秘之后的自我确认——倪萍的“日子”是“日子”，那我们的“日子”是否也能成为一种真正的“日子”呢?

贺绍俊(文学评论家)：日子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日子，也是大家的日子;因为有了大家，自己的日子才变得更精彩。我想，这正是倪萍的《日子》的可取之处吧。在《日子》里，倪萍不像有些明星或名人那样，絮絮叨叨地说些身边的琐事，或大言不惭地炫耀自己的非凡，或惊世骇俗地倾倒一些龌龊的隐私。倪萍只是很本真地告诉读者，她的日子里有大家，她的日子里也少不了大家。大家既包括了赵忠祥、袁伟民，也包括了儿时的伙伴水晨哥;既包括了姥姥、母亲，也包括了爱听她“天气预报”的普通观众小海风……倪萍记得大家身上那些最感人的东西，她像自己做主持人一样，以说家常话的方式把这些感人的东西传达给了读者，于是读者就通过《日子》琢磨到有关做人的道理。

吴秉杰(文学评论家)：老百姓把生活叫作“过日子”，“过日子”推广到无人称或泛人称便是岁月流逝，再上升到某种“宏大叙事”就是历史演变。这一切都并不神秘和统统可以包含在倪萍的书中。这是一本关于名人的书，“名人”的产生与消逝本身已是历史演变所留下的印迹、标记或界面。这也是一本关于女人的书，“女人”的生活与遭际又是一个时代与社会最内层的与牵连广泛的说明。把书命名为《日子》就是下决心与读者作一次具体而又周详、诚恳而又实在的对话，一下子拉近了和众人的距离。

我感到，这本书的特色并不在于通常的名人传记，一种凭藉了职业便利、职业优势的写作。虽然我相信有许多年青的朋友会喜欢阅读书中倪萍根据自己的主持人经历而提供的那些鲜为人知的内容的。更何况提供这些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