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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看那个男的呢！”

“别辩了，大爷我也是从年轻时熬过来的。”杜大爷说，“这个大闺女，像刚出锅的白馒头，喧腾腾的，好东西，真是好东西呀！”

公社的高音喇叭播放国际歌时，我们终于赶到了兽医站。那时候公社的高音喇叭晚上七点开始广播，开始广播时先播东方红，播完了东方红就预告节目，预告完了节目是新闻联播，播完了国家新闻就播当地新闻，播完了当地新闻就播样板戏，播完了样板戏就播天气预报，播完了天气预报就播国际歌，播完了国际歌就说：“贫下中农同志们，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了，再会”，这时候就是晚上九点半，连一分钟都不差。我们在兽医站前刚刚站定，播音员就与我们“再会”了。杜大爷说：“九点半了。”

我打了一个哈欠说：“在家时播完国际歌我就睡了觉了。”

杜大爷说：“今天可不能睡了，咱得赶快找老董同志给双脊打上针，打上针心里就踏实了。”

兽医站铁门紧闭，从门fèng里望进去，能看到院子里竖着一个高大的木架子，似乎还有一口井，井边的空地上，生长着一些蓬鬆的植物。一隻狗对着我们叫着，屋子里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

我问：“大爷，咱到哪里去找老董同志呢？”

杜大爷说：“老董同志肯定在屋里。”

我说：“屋里没点灯。”

杜大爷说：“没点灯就是睡觉了。”

我说：“人家睡觉了咱怎么办？”

杜大爷说：“咱这牛算急病号，敲门就是。”

我说：“万一把人家敲火了怎么办？”

杜大爷说：“顾不了那么多了，再说了，老董同志吃了双脊的蛋子，理应该给双脊打针。”

我们敲响了铁门。起初我们不敢用力敲，那铁门的动静实在是太大了，铿铿锵锵地，像放炮一样。我们敲了一下，那条狗就衝到门口，隔着铁门，往我们身上扑，一边扑一边狂叫。但屋子毫无动静。我们的胆壮了，使劲敲，发出的声音当然更大，那条狗像疯了似的，一下下地扑到铁门上，狗爪子把门搔得嚓嚓响，但屋子里还是没有动静。杜大爷说：“算了吧，就是个聋子，也该醒了。”

我说：“那就是老董同志不在。”

杜大爷说：“这些吃工资的人跟我们庄户人不一样，人家是八小时工作制，下了班就是下了班。”

我说：“这太不公平了，咱们辛辛苦苦种粮食给他们吃，他们就这样对待我们？不是说为人民服务吗？”

“你是人民吗？我是人民吗？你我都是糙木之人，糙木之人按说连人都不算，怎么能算人民呢？”杜大爷长嘆一声，“我们好说，可就苦了双脊了！双脊啊双脊，去年你舒坦了，今年就要受罪，像大小鲁西，去年没舒坦，今年遭的罪就小得多。老天爷最公道，谁也别想光占便宜不吃亏。”

我看看黑暗中的双脊，看不到它的表情，只能听到它的粗浊的喘息。

杜大爷打着打火机，围着双脊转了一圈，特别认真地弯腰看了看它的双腿之间。打火机烫了他的手，他嘶啦一声，把打火机晃灭。我的面前立即变得漆黑。天上的星斗格外灿烂起来。杜大爷说：“我看它那儿的肿有点消了，如果它实在想趴下，就让它趴下吧。”

我说：“太好了，大爷，好不好也不在趴下不趴下上，大小鲁西不也趴过一夜吗？不是照样好了吗？”

杜大爷说：“你说的有点道理，它趴下，咱爷俩也好好睡一觉。”

杜大爷一声未了，双脊便像一堵朽墙，瘫倒在地上。

黎明时，我被杜大爷一巴掌拍醒。我迷迷糊糊地问：“大爷，天亮了吗？”杜大爷说：“罗汉，毁了炉子……我们的牛死了……”听说牛死了，睡意全消，我的心中既感到害怕又感到兴奋。从铁门边上一跃而起，我就到了牛身边。这天早晨大雾瀰漫，虽是黎明时分，但比深更半夜还要黑。我伸手摸摸牛，感到它的皮冰凉。我推了它一下，它还是冰凉。我不相信牛死了，我说：“大爷，您怎么能看到牛死了呢？”大爷说：“死了，肯定死了。”我说：“你把打火机借给我用用，我看看是不是真死了。”杜大爷将打火机递给我，说：“真死了，真死了……”我不听他那套，点燃打火机，举起来一照，看到牛已经平躺在地上，四条腿神得笔直，好像四根炮管子。它的一隻眼黑白分明地盯着我，把我吓了一跳。我赶紧捂灭打火机，陷入黑暗与迷雾之中。”

“怎么办？大爷，你说咱们怎么办？”我问。杜大爷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等着吧！”一等什么？”“等天亮吧！”“天亮了怎么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反正是死了，顶多让我们给它抵命！”杜大爷激昂地说。我说：“大爷啊，我还小，我不想死……”杜大爷说：“放心吧，抵命也是我去，轮不到你！”我说：“杜大爷您真是好样的！”杜大爷说：“闭住你的嘴，别烦我了！”

我们坐在兽医站门口，背倚着冰凉的铁门，灰白的雾像棉絮似的从我们面前飘过去。天气又cháo又冷，我将身体缩成一团，牙齿得得地打战。我努力克制不去看死牛，但我的眼睛却忍不住地往那里斜。其实那里也是浓雾瀰漫，牛的尸体隐藏在雾里，就像我们的身体隐藏在雾里一样。但我的鼻子还是闻到了从死牛身上发出来的气息。这气息是一种并不难闻的冷冰冰的腐臭气息，像去年冬天我从公社饭店门前路过时闻到的气息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