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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头髮不长，我的头髮长得很慢，这是我的一个大烦恼。我坐在人民理髮店的斜对面，坐在一家弹棉花的作坊门口。我必须坐着，把旅行包放在脚边，这是代表我在歇脚，坐得光明磊落。作坊里的工人弹棉花弹得很卖力，嘣，嘣，嘣，钢丝弦弹击棉花的噪音有点像我的心跳。我不能在理髮店门口徘徊，徘徊容易引起注意，我更不能趴在理髮店的玻璃门上向里面张望，白痴才做那样的傻事。我必须坐在斜对面，我坐着，看见人们从玻璃门里进进出出的，无论是熟人还是陌生人，我对他们都有一种本能的妒意。治安小组的王小改来得很勤，看得出来，他对慧仙心怀鬼胎，可是王小改就有这样的本事，明明心怀鬼胎，却能一本正经地走进去，谈笑风生地走出来。船队的船民中，数德盛女人最爱跑理髮店，德盛女人爱美，德盛又宠她，别人都省钱，去街头摊子上剪头，她舍得花钱，要赶潮流，偏偏又与慧仙亲密，坐到理髮店，既要和慧仙说话，又要做头髮，还要东张西望观察镇上时髦女人的打扮，她一心三用，一时半会儿是不会走的。德盛女人一来，我就只好钻进棉花作坊里，去看工人弹棉花。

我坐在那里，心里怀着秘密，身体有时候发热，有时候却又冷又僵。理髮店是公共场所，为什么我不能像别人一样大大方方地进出理髮店呢？其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了慧仙，我坐在那里，比所有人想像的更温柔，也比所有人想像的更阴冷。我被父亲监督了十三年，只有在岸上，我才能彻底摆脱父亲雷达般严酷而灵敏的目光，这是我最自由的时光，我却利用这宝贵的时光来监督慧仙——不，也许不是监督，是守护——也许不是守护，是监视。无论是守护还是监视，那都不是我的权利，我只是莫名其妙地养成了这个习惯。

进出理髮店的男人很多，谁心里有鬼，我都看得出来。我心里有鬼吗？也许有。也许我心里有鬼。每次上岸我都穿上两条内裤，防止不合时宜的勃起，害怕勃起，证明我心里有鬼，两条内裤就是罪证。我心里有鬼，这使我胆怯，也使我紧张不安。透过人民理髮店的玻璃窗，有时候能侥倖看见慧仙的身影固定在转椅边，更多的时候，她白色的身影是在晃动的，我离慧仙很近，也很远，那距离恰好在诱惑我想像慧仙，这是我最害怕的事，也是我最享受的事。隔着几米远的距离我想像慧仙。想像她和店堂里每一个人的谈话，想像她一颦一笑的起因，想像她为什么对张三亲热对李四冷淡，她保持静止。我想像她的内心，她偶尔走动，我想像她的腿和臀部的曲线，她的推子剪子在别人头上反覆耕作，我想像她的手指如何灵巧地运动。我不允许自己想像她的身体，可有时候我控制不了自己，我把想像范围局限在她的脖颈以上膝盖以下，一旦越过界线，我会强迫自己去看路边的垃圾箱，不知什么人在垃圾箱上写了两个字，空屁。我怀疑那是对我发出的警告，对于我来说那是一种灵验的秘方，我对着垃圾箱连续念叨三遍，空屁空屁空屁，我性腺内的温度就降下来了，那种令人难堪的衝动便神奇地消失了。

五月里春暖花开，油坊镇上街边墙脚的月季花鸡冠花晚饭花都开了，人民理髮店店堂门口的向日葵也开花了，我从店堂门口走过去，那硕大的金黄色花朵竟然在我的腿上撞了一下，就是那么轻轻一撞，让我想起了多少往事，是一朵向日葵在撞我，不是暗示就是邀请，我怎么能无动于衷？勇气突然从天而降，我提着旅行包推开了那扇玻璃门，走进去了。

店堂里坐满了人。我进去的时候并没有谁注意我。几个男理髮师都在忙，没人招呼我，慧仙背对着门，正在给一个女顾客洗头，她的脸倒映在镜子里，我的目光在镜子里与她不期而遇，她的眼睛一亮，只是一瞬间，又暗淡下去，身子侧过来一点，似乎要仔细看看我，又放弃了，慢慢地扭回去。她也许认出了我，也许错认了我。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回事。我注意到店堂里有一个报架，一份几天前的《人民日报》被翻阅得皱巴巴的，精疲力竭地从架子上垂下来，我立刻决定利用这份报纸做我的掩体。我坐在角落里，一直在调整我的脑袋与报纸的距离和落差，怎么调整也不稳妥。一定是我心虚的原因，我总觉得慧仙在镜子里看我，我越是想表现得坦荡，就越是坐立不安。其实我不知如何与慧仙相处，过去不懂，现在还是不懂。我甚至不知道怎样跟她打招呼，以前在船队的时候，我从来不叫她的名字，也不敢叫她向日葵，我叫她“餵”。我一叫“餵”，她就过来了，知道我有零食给她吃。现在她变了，我也变了，更不知道该怎么和她说话了。我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听天由命，如果慧仙先跟我说话，算我走运，如果她不愿意搭理我，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说到底，我不是来跟她说话套近乎的，我是来监督她的。

女人饶舌，到理髮店里来做头髮的时尚女人更饶舌。她们对慧仙的手艺好奇，对她一落千丈的现状更好奇。慧仙的打扮乍看像个医生，穿白大褂，戴一副医用橡胶手套，她倒提起女治安队员腊梅花的一把头髮，搓羊毛似地搓她的头髮。腊梅花的脑袋埋在水盆上，满头肥皂沫子，嘴不肯閒着，东一句西一句地盘问慧仙，你不是要去省里学习的嘛？大名鼎鼎的小铁梅呀，怎么到理髮店来干这行？慧仙应付这样的问题，显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