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假如知道她是在绣花，我才懒得望她一眼，问题是她不知道我的心思，其实当我撑住窗沿看她的手时，我最希望看见的是扑克牌或者只是一张红桃q。
我第一次去上海充满了失落感，我父亲拉着我的手在上海的街道上怒气冲冲地走，他说，扑克牌，扑克牌，你知不知道那是封资修的东西，那不是什么好东西！
现在我可以确定当年随父亲投宿的旅社临近外滩或者黄浦江，因为那天夜里我听见了海关大钟、小火轮以及货船汽笛的声音，我还记得旅社的房间里有三张床，每张床上都悬着夏天才用得上的圆罩形蚊帐。除了我和父亲，房间里还住着一个操北方口音的男人，那个男人长了一脸硬如猪鬃的络腮鬍子。
起先我一个人睡一张床，灯开着，窗外的上海在一种类似呜咽的市声中渐渐沉入黑暗，我看不见窗外的事物，我只是透过蚊帐看着房间的墙。墙是米黄色的，墙上有一张爱国卫生月的宣传画，我觉得宣传画上那个手持苍蝇拍的男孩很像我们街上的猫头（猫头也许与失窃的那张红桃q有关，他是我的重点怀疑对象），我想了一会儿猫头与红桃q的事。突然就看见了墙上的那滩血迹，真的是很突然地看见了那滩血迹，它像一张地图印在墙上，贴着床上的蚊帐，离我的枕边仅仅一掌之距。
墙上有血！我朝另一张床上的父亲大叫起来。
哪来的血？我父亲从床上欠起身子，朝我这里糙糙地望了一眼，他说，是蚊子血，夏天谁打蚊子时留在墙上的。
不是坟子的血。我有点惊恐地研究着墙上那滩血迹，蚊子的血没有这么多！
别去管它了，闭上眼睛好好睡，马上要拉灯了。父亲说。
我看见那个络腮鬍男人钻出蚊帐，他三步两步地跳过来，掀起我床上的蚊帐，是这滩血吧？他看了我一眼，掉头用一种明亮的目光盯着墙上的那滩血迹看，然后我看见那个男人做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动作，他把食指放进嘴里含了一会儿，突然伸到墙上的血迹中心狠狠地颳了一下，又把食指放回到嘴里，我看见他微微皱了皱眉头，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
是人血。他三步两步地跳回自己的床，在蚊帐里嘿地笑了一声，是人血，我一看就知道是人血。
剎那间恐惧使我的心狂跳起来，我扑向父亲的那张床，什么也没说，一头钻进了父亲的被窝。
是从谁头顶上溅出来的血，我一看就知道了。络腮鬍男人说，你要用锥子戳谁的头，血溅到墙上就是那样子，用皮带头抡也差不多，我一看就知道了，这儿肯定押过人。
那不可能，这是旅社，父亲说。
旅社怎么就不能押人？络腮鬍男人在蚊帐里再次发出了轻蔑的笑声，他说，你好像什么都没见过，我们单位的澡堂都押过人，那血可不是在墙上，是在天花板上，天花板上呀，你知道人血怎么能溅到天花板上？你没亲眼见过，让你猜也猜不出来。
别说了，我带着孩子。我父亲堵住那男人的话茬说，我带着孩子，孩子胆小。
那男人后来就不再说了。灯熄灭了，旅社的房间也突然陷入一片黑暗之中，包括墙上的那滩血迹也被黑暗湮没了。除了一种模糊微白的反光，我看不见旅社墙面上的任何东西。我听见对面床上的男人打起了浊重的鼾声，后来我父亲也开始打鼾了。
孩子们胆小，那天夜里我一直抓着父亲的一条胳膊，我想像着旅社里曾经发生的这件事情，想像那个流血的人和手拿锥子或者皮带头的人，一时无法入眠，我记得我清晰地听见了上海午夜的钟声，我想那一定就是着名的海关大楼的钟声。
第二天上海没有阳光，天色始终像灰铁皮似的盖在高楼与电线桿的上端，我父亲捧着一张纸条，带着我在一家巨大的商场内穿梭，纸条上列着毛线、床单、皮鞋尺码之类的货品清单，那是邻居们委託父亲购买的。在那座明显留有殖民地气味的建筑物里，人比货品更为丰富芜杂。在皮鞋柜檯那里，我差点与父亲失散，我走到文具柜檯前，误以为柜檯里的一盒回形针是扑克牌。当我沮丧地坐回到试鞋的长椅上，突然发现坐在旁边的不是我父亲，是一个穿着蓝呢子中山装的陌生人。
后来我张着嘴站在椅子上哇哇大哭，我父亲慌慌张张地跑过来，扔下手里的东西就在我屈股上打了两下，他说，让你别乱跑，你偏要乱跑，告诉过你多少遍，这是上海，走丢了没地方找你，我说我没有乱跑，我去找扑克牌了。我父亲没再责备我，他拉着我的手默然地往外面走，上海也没有扑克牌，父亲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或许小地方小县城还有扑克牌卖，等我去江西出差时给你看看吧。
大概为了抚慰我，父亲决定带我去黄浦江边看船。我们走到江边时空中已是雨雪霏霏，外滩一带行人寥落。我们沿着江边的铁栏杆走，我第一次看见了融入海洋的江水，江水是灰黄色的漾着油脂的，完全违背了我的想像。我还看见了许多江鸥，它们有着修长而轻捷的翅膀，啼叫声也比香椿树街檐前树上的麻雀响亮一百倍，当然最让我神恩飞扬的是那些船舶，那些泊岸的和正在江中行驶的船舶，那些桅杆、舷窗、烟囱、锚在以及在风中猎猎作响的彩旗，我认为它们与我在图画本上描绘的轮船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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