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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溅声，我会想起白铁铺的老头们敲白铁的声音，咚咚咚，哐哐哐，我的耳膜受不了。等我再把壶提到炉子上，听见火苗吞噬壶底的水迹时发出咝咝的声音，一切就更令人难以忍受了，我会耳朵疼，火苗会蹿进我的耳朵，我会感到一种细微而尖锐的灼痛袭来，那灼痛感发生于壶底的圆形白铁皮，终止于我的耳朵。

壶里的水，壶里的日子，好多冷水烧成了开水，日子也一天天过去了。我们街上的白铁铺有一天关门大吉，据说是给里面的老头们落实政策了。就我的理解，这对于白铁铺里的五个老头是一种解放；对于我母亲这样节俭成性的家庭妇女却是一种不公，那五个老头不敲白铁，苦了街上所有勤俭持家的妇女，后来她们只好把坏了的盆啊桶啊都拿到河对面的小柳树街去，那条街上的人倒是敲白铁的世家，手艺比老特务他们要好得多，但是带着那些东西走那么多路，毕竟是不方便的。

我最后一次见到老特务是在体育场旁边的街心花园里，大约是八十年代的一个春天。有一群老人在街心花园里打纸牌，我看见一个戴耳朵套子的老头坐在人群里，格外醒目。那是一对紫红色的绒布做的耳朵套子，这稀奇的东西逼你向他的主人多看两眼，我认出了他。老头气色不错，模样没有变得更老，当然也没有变年轻，我认出他以后就下意识地躲开了。多少年来我一直害怕撞见这个老人，但是他的那副耳朵套子确实太滑稽太招惹人了，我走过去又退回来，假装看他们打纸牌，目光忍不住地落在那副耳朵套子上。我在猜老头为什么要戴这么个玩意儿，春天了，天气一点也不冷，别人的耳朵都大大方方地沐浴着阳光和春风，他为什么非要戴着这个怪模怪样的东西？

我对老头的耳朵套子很敏感，敏感了就会多虑，会不会我们兄弟俩当初把他的耳朵揪坏了呢？这份疑虑使我的心情沉重起来。我和我哥哥曾经谈起老特务和他的耳朵套子，他居然是一副惘然不解的样子。我是记得那老头，他敲白铁嘛，手艺不错。我哥哥瞪着我，眼神中充满了被羞辱后的恼怒，你说我打他，打过他的耳朵？造什么谣？我什么时候扁过老头的？我以前是好打架，可怎么打也打不到个糟老头身上，怎么打也不会去打人家的耳朵呀！

我不敢确定我哥哥是健忘还是故意抵赖。往事都一样蒙着岁月的灰尘，有的部分清晰，有的部分模糊，就看风吹过后灰尘是越积越厚还是悄然消失了。我哥哥的态度起初让我吃惊，最终却是令我感到轻鬆的。既然他已经把那年夏天在白铁铺发生的事情忘了个精光，我何苦非要对一次青少年时代的恶行耿耿于怀呢？我们兄弟俩的感情一直很好，不仅如此，在许多事情上我们是同盟，比如对待家里的那些破烂，母亲怎么也不舍得扔，谁扔就要跟谁拼命的样子，而我们兄弟俩经常在一起密谋，如何让那些破烂自然而必要地消失，又不伤害母亲的感情。

消灭旧水壶的事情是我干的。有一天我在厨房里帮母亲准备未婚妻第一次登门的晚餐，我母亲的目光落在那把水壶上。春生，去烧点水。在母亲的命令发出之前，我突然感到了一种极度的衝动。我衝出门去，骑上车到百货商店买了一把新上市的不锈钢水壶。回家后我就把那把黑糊糊的旧水壶沉到了护城河里，母亲追在后面骂我，我不管，我蹲在河边的石阶上，看见沉重的旧水壶坠入深水时泛出了无数的水泡，我感到自己沉浸在某种残酷的享受中。说起来奇怪，人们对特定事物的恐惧其实可以找到解决的途径，有时只是举手之劳，自此以后我再也不怕水壶烧开水的声音了。

沿铁路行走一公里

铁路穿过城市北端，城市北端的五钱弄就躺在铁路路坡下七八米远的地方，附近有一条河，河上架着一座铅灰色的大铁桥，火车驶过时铁桥会发出一种空旷而清脆的震盪声。五钱弄的居民多年来听惯了这样的声音，在尖厉刺耳的火车汽笛声中，邻居们在门前的谈话突然变成互相叫喊，为的是让别人听清他对天气或者腌製萝卜干的见解。有时从铁路上会传来某种阴暗的残酷的消息，大凡都是关于死人的事。谁都知道铁路除作为神奇的交通工具外，它也是一部简单而干脆的死亡机器。

桥下吊死了一个男人。晒萝卜干的女人端着竹匾走过狭窄的五钱弄，沿途散布着这个消息。三十来岁的一个男人，现在还吊在桥架上，你们去看吧。晒萝卜干的女人端着竹匾边走边说，是用裤带吊死在桥樑上的，你们去看千万别看他的脸，吊死鬼的脸是最吓人的。

许多妇女和孩子从家里匆忙跑出来，并且已经有人在五钱弄的石子路面上沙沙地奔跑，往大桥下面集结。剑放学走到弄口时与那群人撞上了，无须打听什么，剑就意识到铁路上又发生什么事了，于是剑就摇晃着他的书包跟他们往大铁桥下面跑。

桥洞下可以容人的地方只是狭长的一条，所以剑这回不能挤到最前的位置上去了。桥洞的两侧已经挤满了观望的人群。剑除了看见一片黑漆漆的活人的头部，什么也看不见。有人指着从桥架上垂下的一截蓝布条说，就是那条裤带。剑踮起脚尖向上仰望，果然看见一截蓝布条挂在铁架上，桥洞里的风吹拍着它，它正在向一端慢慢地滑落。快掉了，快掉到河里去了。剑大声地告诉人们，但没有人注意他的发现。围观者们关心的似乎只是死者的面容和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