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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桥头上的几个青年相信水鬼的传说，他们将证明邓家女孩的传奇故事。可是他们不相信河里有什么水鬼。这使女孩嘴里的故事最终成为真正的故事。

那天夜里九点多钟他们隐隐听见新码头那里传来的声音，有人曾经想过去看个究竟，但被同伴阻拦了，同伴说，哪来什么水鬼？别听那傻丫头瞎叫。他们留在桥头上聊天抽烟，后来，大约到了十点钟，女孩走过来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是看见女孩浑身湿漉漉的，手里捧着一件东西。他们本来谁也不愿意答理邓家这个女孩，可是他们听见女孩一边走一边哭泣。桥上的人纷纷跑了下去，他们看见那个女孩像是刚刚从水里爬起来，她哭泣着向桥这边走来，手里捧着的竟然是一朵莲花，是一朵红色的硕大的莲花，他们首先是被这朵莲花迷惑了。那几个青年都围上来看，莲花是真的莲花，不是塑料的，花瓣上还凝结着水珠。他们七嘴八舌地问女孩，从哪里弄来的莲花？女孩仍然哭泣着，女孩像是在睡梦中哭泣，她的双手紧紧地捧着莲花，苍白的手指fèng间有水珠晶莹地滚落。一个青年说，别大惊小怪的了，是从水里漂来的，是从公园的莲花池漂来的。其他人就用询问的目光看着女孩，对吧，是从河里漂来的吧？女孩不说话，女孩捧着莲花往街上走，青年们跟在她身后，又有人说，你个傻丫头，你是跳到河里去捞莲花了吧？小心淹死了！就是这时候女孩突然回过头来，女孩的嗓音听上去沙哑而令人心悸，她说，是水鬼送给我的莲花。我遇到水鬼了。

就是这个女孩的故事风靡了整整一个夏天，如果让她亲口来说，别人听得会不知所云，不如让我来概括这个故事。故事其实非常简单，说的是邓家的女孩遇到了水鬼，不仅如此，水鬼还送了她一朵红色的莲花。

一朵红色的很大的莲花。

古巴刀

世纪末的知识分子突然开始热衷于一个拉丁美洲人的名字：切·格瓦拉。我在一些杂誌和报纸上看见那个革命者的照片，是个英俊逼人的穿着军装的白种男子，头戴无舌帽，一脸络腮鬍子，他的明亮深邃的眼神令人难忘。这样的眼神在现实生活中是罕见的，因此它使一些随波逐流又不甘平庸的灵魂感到惊悚。有个学西方历史的研究生告诉我，她每次看到格瓦拉的照片就会浑身颤抖。她的这种过度的反应使我惘然。我对一个已故的遥远的革命者的感情也是遥远的，他的照片让我浮想联翩，我猜想摄影师是在玻利维亚的崇山峻岭里拍下了这张具有珍贵价值的照片，那是他当年打游击的地方。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具体的东西，也就是格瓦拉当时的目光所在，他在注视什么？我首先想到了山鹰，在我的意识中山鹰是常用的真正的革命者的象征，但后来我就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文章。文章说格瓦拉六十年代两度访问中国，并且和中国政府做了一笔食糖生意，作者说那就是为什么三十年前许多中国人尝到了古巴红糖的原因。我回忆起小时候母亲菜篮里的那种酷似黄沙的红糖，甚至回想了它的滋味，不知为什么，我认为这样的联想对一个革命者是不恭的，也是不公平的。几乎是在突然之间，我觉得我理解了格瓦拉的眼神，那样的眼神来自六十年代，到达亘古未变的广袤的天空，到达地球另一侧的东方的中国，然后我看见格瓦拉手持一把刀在甘蔗田里砍甘蔗的情景。我要说的就是他手里的那种刀，那种刀被我和我的小学同学称为古巴刀，不管你信不信，我肯定格瓦拉的甘蔗刀产自中国，而且我可以肯定那是我们熟知的一家工厂的产品。

必须说说这家生产刀具的工厂。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它在我的家乡都不是什么着名的工厂企业。过去它的名字叫做日用五金厂，孩子们有理由鄙视它，现在它更名为刀厂，同样也不能引起别人足够的尊敬。工厂就坐落在香椿树街上，对面是整个香椿树街最脏最臭的公共厕所。有时候你看见从厂里飞快地跑出来一个工人，心急火燎地衝进厕所，过了一会儿你看见那个人慢悠悠地走出厕所向厂门走去。孩子们对日用五金厂的鄙视有一部分是这些来往于厕所的人造成的。学校的老师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学生们就想起日用五金厂的那些急着上厕所的工人，他们对工厂的生活了如指掌。工厂里只有一个厕所。工人他们就像一台台机器一样照看另外一台台机器，他们守着一台台冲床、车床、铣床、刨床，让堆在露天的一迭迭钢板最后变成了各种各样的水果刀、电工刀、菜刀。谁会对这样的工厂感兴趣呢？让人感兴趣的是一些不确定的事，比如电镀车间的电镀池，传说人不小心掉进池子就会像冰一样融化，连骨头也捞不起来。但我们谁也没听说有这种悲剧发生。

除了古巴刀的故事，值得一说的是工厂大量的下脚料，总是有人在街上央求工厂的某个工人，问他能不能把厂里的下脚料带出来，钉在窗户上当铁栅栏用。那工人也许会说，你明天在围墙外面等着。孩子们在工厂围墙外面见过大量的隔墙飞出的铁皮，铁皮一张张落在地上，琅琅有声，给墙外等候的人带来一种丰收的喜悦。你看见一张张带有整齐图案的铁皮，它们早已经被机器衝压过了，留下来的空白部分乍看就像一片片绿叶，直到此时你才发现街上流行的绿叶形铁栅栏全部是这家工厂扔下的废料。除了古巴刀，你可以从许多人家的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