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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为什么私藏凶器？"

这时候我真的懵住了。我没有凶器。我从来不打架为什么要私藏凶器。我说，"你们弄错了，我没有凶器。"然后我把帆布包朝前面推了推，让他们检查。揪住我的警察从口袋里掏出一副白手套戴上走了过来，他斜视了我一眼然后刷地打开帆布包拉链。我看见他飞快地掏出一把手枪来。我鬆了一口气，差点又笑出来。但我拚命忍住了。因为那是一把香港产的塑料手枪，形状逼真，但毕竟不是凶器。"是玩具手枪，给我小侄子玩的。"

他把塑料手枪在手上掂了掂，脸色恼怒。他继续在包里摸索着，又抓出一把西瓜刀，拎着刀柄朝我晃着。"这又是什么？""西瓜刀，不是凶器。"

"现在没有西瓜，为什么带西瓜刀？"

"到夏天就有西瓜了。"

"狡辩，凡是十公分以上的刀具都算是凶器。是条例。""我不知道这个条例。"

"带你来就是让你知道。手枪和刀我们没收了。现在你可以走了。""没收刀我没说的，但枪是玩具为什么要没收呢？""玩具枪也不准携带上车。这也是条例。"我终于站起来，脑袋已经被搅得像一团浆糊，我真的像一个被假释的犯人朝他们点点头告别。突然想起我是来坐火车的，赶紧朝候车室跑。候车室的灯光再度隐去，我看见我坐过的那排长凳上已经空无几人。我挥着车票朝检票口闯。那个女检票员眼疾手快地把栅栏门拉上。她说你干什么？我说我坐火车。她夺过我的车票看了看，对我微笑着说，"放你进站你也赶不上那趟车了，火车比人跑得快你明白吗？"我把包挂在脖子上愣了一会儿，然后我说，放你妈的狗屁。她拧起柳叶眉说，骂谁？我说我骂全世界，骂全世界，不关你的事。我又去找那把伞，根本不见伞的踪影，伞也让谁偷走了。我朝外面走发现那场雨已经下了很长时间了，我竟然不知道。知道了也没办法，有人想偷你的伞你只能去商店买一把新伞。买一把新伞没什么，可惜的是我最喜欢的塑料手枪被没收了。

没有第二节

我给江南路１１号的公寓起名为太阳大楼。那是我爷爷革命六十年得到的礼物。他把房子里的所有辱白色门窗壁橱都漆上了一层红色，然后交付我使用。我说为什么要把白房间漆成红房间？他说不能让你太资产阶级化了。红的使人进步，白的使人堕落。我觉得爷爷的思维很可爱，对这种婴儿式专制你只能听之任之我行我素。我在墙上贴满了从各种画报上剪来的彩色画页，从拳王泰森到性感女明星金斯基到美国总统里根，那些人爷爷都不认识，他问我这是哪路英雄？我说是美国共产党，他就朝我头顶刷了一巴掌，"你骗人，哪国共产党也不是这种熊样，不穿衣服吗？"我说那我没办法他们穿不穿衣服你可管不着。那是美国啊。

太阳大楼的居民习惯于蜗居生活，有时候我在楼下的信箱边看见那些深居简出的邻居，他们的脸上有一种纵慾过度营养不良的晦气。他们夹着报纸慢慢地上楼，臀部像地球一样沉重，我不知道他们从早到晚忙了些什么，搞成这种半死不活的样子。以后太阳落山了，以后天就黑了。从太阳大楼的各个窗口涌出电视机的音量，射鵰英雄郭靖播音员杜宪罗京还有美国唐老鸭歌星×××吵成一团。偶尔夹杂着一隻饭碗砰然落地的声音。这就是夜晚了。

夜里难熬，有时我穿过回形走廊去楼顶平台，一路打开所有熄灭的灯，我看见那把木梯依然躲在隐秘的角落里，我把梯子架到通口爬上去。太阳大楼如今失去了新鲜的意味，让我喜欢的事物只有这楼顶平台了。

平台上的四座碉堡实际是四隻大水箱，除此之外它基本上是一片城市的糙原。糙原中央有一隻断腿的靠背椅子，从我头一次上平台起那隻断腿椅子就孤独地站着，不知道是谁把它放在那里的。我如果坐上去就感到自己成了一位现代国王，身边的世界清凉而神圣，一切都已远去，唯有星星和月亮离你很近。夜露坠下来了，西北方向的铁路上驶过夜行货车后我将听见某种神秘的召唤。我总是听见那把椅子折断的声音，咔嚓，轻轻的然而深邃富有穿透力。早在一九八六年我就听见了这声音。我在平台上静坐着，听见从我的背后响起了这声音。我回头看了但什么也没看见，那天月光昏暗。第二天听说夜里有人跳楼身亡。太阳大楼的居民围着楼下一摊血渍惊慌失措，我手脚冰凉，我想我怎么没看见那个人，事发时我就在楼顶平台上，却没看见那个人。

自杀者把一隻彩色风车插在水泥裂fèng里后跳了楼，我看见那隻风车就想起人的身体在空中自由坠落的情景。人们说那是一个美丽的女孩，穿着白衣白裙，长发遮住了半边脸。一九八六年夏季在恍惚中过去。我渐渐怀疑那是我所热恋的女孩。我怀疑，别人也这样怀疑，怀疑我把女孩从楼顶平台上推下去了。这几乎是一个神秘的命题，我从来不告诉你楼顶平台上的事。每当月光明净的时候，我夹着一本书在月光下阅读，现在读的书是约翰·韦恩的《打死父亲》，告诉你书名不要紧，反正你找不到这本可怕的书。

关于雷鸟

我马上就要写到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了。主人公不是我，是一个叫雷鸟的傢伙。雷鸟是一个三流诗人，就是被我爷爷称为拉文化屎的人。雷鸟在一九八七年失踪了。纵观他的历史你可以说那是一隻臭名昭着的坏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