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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姚碧珍提了一隻篮子去探监。她给李昌带来了他最爱吃的卤猪头肉，隔着铁栅栏递给李昌，李昌在里面闷头大吃，姚碧珍在外面默默静视，李昌吃完了还想吃，姚碧珍一手按住李昌的手亲着吻着，一手从蓝子里抽出一把菜刀，飞快地朝李昌的手剁去。两个人都尖叫了一声，李昌的三个手。指头被剁下来了，它们油腻腻血淋淋地躺在姚碧珍的竹蓝里，像三颗红扁豆。

姚碧珍说，李昌，我挖不了你的心，只要你三根手指头，回去餵狗，姚碧珍面不改色心不跳，提着竹篮就走。姚碧珍就这样采取等价交换的原则，用一手电筒的金器换了李昌的三根手指头。

南方在黑暗中无声地漂逝。

年復一年，我在香椿树街上走来走去。我曾经穷尽记忆，掏空每一隻装满閒言碎语的口袋，把它们还给这条香椿树街。但是我现在变得十分脆弱，已经有人指责我造谣生非，肆意诽谤街坊邻居，指责我愧对生我养我的香椿树街，问题是我有什么办法，使我不出卖香椿树街，别人会比我更加阴险狠毒地出卖香椿树街，毕竟它已成为一种堕落的象征。

梅家茶馆现在是越来越破败，越来越古老了。到了1989年夏天，茶馆门庭冷落，冷冷清清。一个炎热的下午，我看见茶馆虚掩着门，十几张八仙桌，50张靠背椅都在休息，做着怀旧的梦。姚碧珍已经是一个臃肿苍老的老妇人，她伏在一张桌上瞌睡，花白的头髮被电扇的风吹得乱蓬蓬的，散发着永恆的风韵。

我走过和尚桥桥头，习惯性地看看茶馆二楼糊满旧报纸的窗户，听见已故的茶馆主人金文恺的声音，沉闷地穿越这个炎热的下午和这些潮湿发粘的空气，撞击着我的耳膜。

他说，孩子，快跑。

孩子，快跑。

于是我真的跑起来了，我听见整个南方发出熟悉的喧譁紧紧地追着我，犹如一个冤屈的灵魂，紧紧追着我，向我倾诉它的眼泪和不幸。

伤心的舞蹈

男人也有一些像水糙般柔软的愿望。这些愿望经常被深藏着，但有时会被某条小鱼啄疼，这叫做再现，或者叫做愿望的再现。

我的粗壮的身体註定我跟舞蹈无缘，我要说的是我小时候的事情。每个人在小时候都是雷同的，我小时候和你们一样活泼伶俐，舞蹈跳得很好。这是真的，我小时舞蹈跳得很好。

那是我在红旗小学上四年级时候的事了，至今记忆犹新，有一个春光明媚的下午，段红把我从跳绳的人堆里叫出来，她拉着我的手走过操场时所有的孩子都艷羡地看着我。段红是个五十多岁的穿白球鞋的老太太，她从我父亲那阵就开始教孩子们跳舞唱歌了。你要知道让段红牵着手意味着你交了好运。你可能入选宣传队了。

我跟着段红走进办公室，猛然发现李小果站在窗前，拿着粉笔在玻璃上画飞机和大炮。段红说，"小果，给我老实坐着。"李小果就哧溜跑过来，坐到唯一一张椅子上，李小果的脸被胭脂涂得很鲜艷，他歪过脖子朝我鄙夷地白了一眼。我明白他的意思。那意思就是你怎么也来了？

段红让我站好，然后她抓着一个化妆盒给我化妆，她的手指在我的脸上温和而熟练地操作着，最后拍拍手端详着我，说，"好，像个红孩子。"这时候我听见李小果差点掀翻了凳子，他指着我嚷道，"段老师，他不漂亮！他把蛐蛐藏在课桌洞里，破坏纪律。"段红就笑了，她拍拍李小果的脑袋说，"你漂亮，他也漂亮。你们都是红孩子。"

我当时气得直想把李小果拉出去毙了，我用不着害怕李小果的狗屁主任爸爸。但我知道不能在办公室里揍李小果，因为所有的老师都包庇李小果，段红让我一边蹦跳一边做一个擦玻璃的动作，不断重复，最后她喊停，"跳得很好，像个红孩子。"她掏出手绢擦了擦我脸上的汗，"明天你和李小果一起来排练吧。"

我突然想起来段红让我表演的是《红孩子》里的动作。那个舞蹈就是六男六女十二个孩子手持扫帚、拖把、抹布搞卫生。它是我们学校宣传队的压台戏，但是那个负责擦玻璃的男孩转学走了。我和李小果就是来顶缺的，段红说，"你们好好练，谁跳得好就让谁上台。"

事隔好多年后我才明白段红老太太是让我跟李小果竞争，但当时我不懂，当时我只知道恨李小果，恨不得邀上猫头家林等一帮大孩子把李小果的腿揍断了。我想李小果的心情大概也一样气势汹汹。"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有一首歌曲就是这样唱的。

所以说我在文艺宣传队里是临时的，说穿了也没有什么光荣。宣传队里的十三个孩子每逢周三周未集中在大教室里，像群小鸡跟着段红老太太老母鸡闻乐起舞，我混杂在其中，那种幸福却是永生难忘的。

我接着要说的是另外一个孩子的舞蹈。那是个非常美丽的小女孩，她叫赵文燕，就是一隻燕子的意思。我一直认为赵文燕就是文艺理论家蔡仪先生所指的典型形象，这灵感得自于我那时对赵文燕的印象。我认为赵文燕很典型。

赵文燕就是《红孩子》里举着拖把跳舞的女孩。

赵文燕的妈以前就是个跳舞的，后来不知为什么事，总是想悬樑自尽，三番五次的，没有成功。据说都是让赵文燕发现的，她哭叫着把椅子垫到她妈脚下，她妈就没办法了。我在街上看见过赵文燕的妈，她跟赵文燕没两样，就是高一点大一点。她的脖子上有两道暗红色的淤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