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妈妈在哪里?”
“我妈?”阿土吧啦吧啦喝着可乐，“我妈死了!”
“怎么死的?打仗吗?”
“不知道。我爸走的时候也没跟我说清楚。”
“你爸哪去了?”
“不知道。他到很远的地方去——可不是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在打仗你知道嘛!
我爸不回来了。”
“那谁照顾你?”
“照顾?”阿土似乎觉得滑稽地笑起来，“我照顾爷爷，爷爷病了，躺床上不动。奶奶做饭。”
“你们也住营帐里吗?”
“我们不住营帐，我们住公寓。”阿土的眼睛流转着观看四周，似乎对吃没兴趣了，“那个女人就住我们隔壁。”
“公寓隔壁?”我问，“那个女人家里还有些什么人?”
“哦——”他伸出指头开始数：“她、她丈夫、她侄儿——她侄儿也是个大人，每天去上班，三个小孩，阿敏七岁，常跟我打架，他很坏，还有小桑妮，只有一岁，还有姨婆……算不清了。我妈说她姨婆脑子有毛病——”
“你妈妈，”我说，“你不是说你妈死了?”
“对对对，”阿土敲敲自己脑袋，“我老说错，我是说我奶奶，我奶奶啦!”
“等下我拉琴的时候，”他眨着明亮的大眼，愉快地看着我，“你要给我多少钱?”
我说我得想想看，然后注意到盘子里剩下大半的菜。
他耸耸肩：“刚刚街上有太太请我去吃披萨饼，我已经吃过了。吃不下了。”
※ ※ ※ ※ ※
在晚餐桌上，我把下午和阿土的邂逅说了出来。我知道我不该说的，因为，你看，还没说完，丈夫就在那头哈哈大笑：
“哇塞!只有你这种傻瓜会去上吉普赛人的当。今天南斯拉夫打仗，她们就说是南斯拉夫来的，明天亚塞拜然开火，他们就变成亚塞拜然人了。过几个月莫斯科打起来，他们就全是俄罗斯人了。来来来，为咱们的慈善家干一杯!”
见证者
没事吧?跟你随便聊聊。
每个星期二，我从法兰克福搭火车到海德堡大学去教课。昨天，在火车上，看到这么一件事，说给你听听。
我站在曼海的月台上，等着换车。这天人特别的多。一群外国旅客，总有十来个吧，脚边围着大大小小的行李，显然是出远门的，愉快地说笑聊天。
火车进站了。这是班开往义大利的快车，一路上要经过许多阿尔卑斯山的湖泊和隧道。
车子停下来，一大堆人堵在狭窄的车门口。没有行囊、只夹着一本书的我，第一个上了车。到海德堡只有十分种的车程，所以我就在车厢与车厢的衔接走道里找了个角落站着，居高临下，看着旅客艰难地把大皮箱和自己的身体从密集的人体中挤上来。那门，真窄。
一个头髮枯黄的中年女人挤到我身边来，不胜负荷地把皮箱“碰”一声落在我脚边。
车厢与车厢之间的自动门也不管用了。一个年轻的女人，一手牵着幼儿，一手拎着皮箱，胸前晃荡着挂在颈间的小皮包，正要走过来，被自动门给钳住了。她身边还堵着一大堆人。
枯黄头髮的女人伸手把门猛力拉开，嘴里嘟哝着：
“我的天，要把小孩给挤坏了!”
外国旅客正在前前后后地大声招呼，看是少了人、少了行李没有。黄头髮女人的丈夫终于也挤了上来，一个秃头、挺着大肚子的男人。他把一个更大的皮箱搁在我脚边;现在，我的脚已经没有动弹的余地。
秃头男人瞄了自己女人一眼，很有权威地吆喝：
“把你皮包关上!”
女人赶忙低头看皮包，手臂夹紧了，喏喏地说：“是，是关上的。”
男人嫌恶地说：“这些人干嘛不回到南斯拉夫去!”
女人说：“是啊!挤死了!刚刚有个带小孩的女人，瞧，就是站对面的那个——”女人用眼睛示意，“就被自动门给夹住了，我把她放出来的!”
火车摇摇晃晃地走着，查票员已经来到走道，一个高拔的女声说：
“我的皮包——我的皮包被偷了……”
是那个年轻的女人，两三岁大的孩子紧紧依偎着母亲的腿。
“护照……车票……都没有了……”
挂在她胸前的皮包张着大嘴，露出一些纸张杂物。
头髮枯黄的女人，就在我耳边，对她丈夫说：
“一定是她刚刚夹在门里的时候发生的，她身边贴着那群——”
男人回头瞄她一眼，问：
“你看见啦?是你帮她开门的?”
女人用力点头：“是啊，那个自动门刚好要关上，她刚好要经过，她一手牵着小孩——”
“您有见证人吗?”查票员手里拿着剪票的夹子。
年轻的女人往四周张望。
“我们看见了!”秃头男人大声说，挺着胸膛，往前踏出一步。
“刚刚在曼海站上来一窝蜂塞比尔、克罗埃西亚人，乱成一团，”男人表情郑重地述说，“这位女士被夹在这个自动门里，那群南斯拉夫人就围着她……”
嘿，你知道吧?塞比尔和克罗埃西亚人就是正在南斯拉夫打仗的傢伙。克罗人要独立，塞人不让，就火併起来了。房子被大炮轰掉的老百姓嘛，四处流亡。涌进德国的有好几万。
火车已经慢了下来，海德堡到了。
车门自动敞开，在月台上，守候在这个门口的，是两个穿制服的警察。
大伙儿都下了车。查票员对警察说：
“这位女士声称皮包在火车上被窃……”
我知道我上课要迟到了，可是，你会原谅我爱看戏的个性。
年轻的女人一手牵着孩子，胸前的皮包还敞开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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