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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注重书的封面、装帧和做工，在我的书成书之前，我便开始对装帧设计进行挑剔了。然后是收到成包新书后的挑拣——每个作家都要买些新书送人的。

我常把我的新书分作三等，把那些颜色印製饱满、纸面平展、书脊规矩的选作一等；把那些颜色稍欠、纸面和书脊大体还看得过去的选作二等；余下涉嫌着残次的一律作为三等。于是将要被我赠书的友人便也分开等级了。收到一等书的是那些在我心目中也注重书籍装帧者，二等书奉送的是那些对装帧的无所谓者，三等书便不再主动送人了。只待这一二等已送尽，仍有索书者时，我才将这三等书取出。奉送后，常有一种亏心的感觉，就像做了十分对不住人的事。许久以后，想起来仍觉忐忑不安。

我这种对书的过分挑剔和注重，原因大约始于两方面：一是我受过封面装帧的惊吓，二是自幼美术对我的熏陶。

小学三年级时，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正在风靡流行。我也购得一本，爱不释手地读起来。读不过半本，却被我一位生活老师没收了去，因为这本书使得我不安心午睡了。那时我读寄宿学校，作息都须严格遵守校规，午觉时且有生活老师倚门把守。我记得那位老师姓兰，平日我们睡觉时她只靠住我们的门织毛衣。她两手操作着毛衣针，眼睛朝我们这一排床铺溜着。大家瞧见老师的眼光，便缩脖咋舌地进入梦乡。兰老师自从得了我这本书，许多天不织毛衣而改作读书了，她对《欧阳海之歌》读得和我一样专心。我躺在床上假寐，想着是书中的哪个情节正吸引着她，那个情节本是吸引着我的。

大约兰老师尚未读完，这本书「犯了案」，有内容方面的事，也有封面装帧方面的事。这两者加起来一时间便成了轰动一时的政治公案。欧阳海的牺牲是因了力挽一匹横过铁道的惊马，后来马和火车均得救了，战士欧阳海却被火车吞没了。那书的封面画的便是这个情节：马站在铁轨上咆哮着举起前蹄，欧阳海睁圆环眼正奋力将马推下铁轨。有传闻说这封面用心叵测，若背过来照看，就能看出「蒋介石万岁」的字样。一时间人们都在照看，都在撕下那封面。有的人家在惊恐之中干脆将书焚毁，好不留后患。我那本书由于先一步易人，倒不至于为我和我家带来麻烦，但心中仍有余悸，梦里也常见那封面变得狰狞起来。我发着冷汗被惊醒，不敢再合眼。封面里有内涵，封面里有学问，封面不可小看便是我在这时悟出的。

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夜路》出版时，我请我父亲为之设计了一个封面，我父亲作为一个画家和舞台美术家，当时正在中央戏剧学院任教。他不常作装帧设计，只待自己高兴时。所谓美术对我的熏陶，便是藉助于父亲吧。这使得我后来常自不量力地也和他谈论着美术，还自不量力地在报刊上着文大谈梵谷和高更之间的争论。

我父亲为我设计的《夜路》照理说我是满意的，它由淡黄颜色作衬，用墨点点缀成星空，一条视点很低的路平伸远方。它概括了我心目中的乡村，也概括了我那本小书的内涵。当时已成功地作过几种封面的画家韩羽也不住点头称道。那时閒散了十年的知识分子刚刚趋于活跃，韩羽则常来我家聊天。韩羽对书的封面装帧也有着过分注重的癖好，我所以自信可把赠书对象分作三等，便是因有韩羽这样的「样板」。曾有人对我讲过，韩羽买书除对内容有严格挑选外，多以面取之。买到书后便以坚纸细裹，插入书架，需读时再找他人去借。对这一故事，我实在不便去找作为长辈的韩羽当面对质，但从他和父亲谈论封面装帧时的神情里，自信我心目中那一等的赠书友人是存在的，我的分等便不是自作多情了。

面对《夜路》的封面，我在一阵高兴之后，却产生了新的疑点，《欧阳海之歌》毕竟提高过我的警觉性。我开始怀疑封面上那一片墨点星空：用墨来象征星星，总有几分不光明吧。父亲反驳了我说，照我的逻辑推理，黑白木刻、黑白照片都不应该再有了。在黑白画家的笔下，世间万物就两种颜色，不是黑便是白。

《夜路》由天津「百花」出版，直到「百花」的书籍装帧家陈新来信也肯定了那封面后，我才放下心来。后来便是我第一次接到新书，和第一次对书的分等。如果说当时我的分捡尚处于萌芽状态，那么父亲的分拣则早就是蓄谋已久了。他把书包打开左挑右挑，不客气地挑出两本一等品，藏进自己的书柜作为样书保存，再为我挑出一些，并一一指出余下那些书的缺欠。我立刻变成一个「认书」行家了，这时我也才发现父亲爱书原来也不下于韩羽，虽然他从不找人借书。

后来我的第二本书《没有钮扣的红衬衫》的设计也是请了父亲，他在那本书上倾注的心血胜过第一本。但或许当时的我太年轻了吧，出版社对那装帧的规格一减再减。他们不仅去掉了环衬和折口，最后连扉页的设计也取消了。只在普通印书纸上戳一行黑铅字算作扉页，封面的颜色也随意作了更改。这件事很使父亲不高兴了一阵，致使我接到新书后，他连样本也没有留。我还是认真地分着等级，父亲在一旁说我是「骨头里挑鸡蛋」。他决心要挽回这次的「影响」，主动要为我设计第三本书《铁凝小说集》。

《铁凝小说集》的出版得助于花山出版社的慷慨，让他不必考虑成本，使他一举用了五个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