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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发现，从外国进口的物资中，麵粉的量是最大的，尤其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销路非常好，而国内麵粉厂却只有天津贻来牟、芜湖益新、上海阜丰以及英商在上海经营的增裕这四家。麵粉业的商机还非常大。

荣德生看出了麵粉行业的商机后，便把这一想法告诉荣宗敬。此时的荣宗敬也从几年来广生钱庄的业务和上海麵粉厂年年获利的情况中认识到：“粉厂一业，关係到民生所需，倘在无锡产麦之区建设一厂，必能发达。”兄弟俩一拍即合。

20世纪的第一个年头，荣氏家族事业迈出了其决定性的一步：荣氏兄弟与从广东卸职回乡的朱仲甫合作，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建设，在无锡西门梁溪河畔的太保墩开办了保兴麵粉厂。荣德生挑了农历二月初八这一良辰吉日破土动工，厂名之所以取名保兴，是取其保证兴旺的意思。

17亩地皮，四部法国石磨，三道麦筛，两道粉筛，这便是他们麵粉厂的所有家当。虽然设备简陋，规模不大，产量也不高，以致有的学者认为它还不能称做近代企业，而只是一家“机器磨坊”，但它毕竟是我国早期由民族资本经营的小型机器麵粉厂之一，是无锡历史上继杨艺芳、杨藕芳兄弟在1895年创办的业勤纱厂以后的第二家近代企业。而且，作为荣氏兄弟创办实业的第一步，它确实是荣家企业百丈高楼的奠基石。

保兴麵粉厂投产后，由于封建势力的诋毁中伤，导致麵粉销路不畅，获利甚微，朱仲甫失去了信心，便于1903年抽股重回广东官场。此时荣氏兄弟拥有的股份增至2.4万元，成为最大的股东。为了表示一个新的开端，他们将保兴更名为“茂新”，由荣德生任经理，荣宗敬在上海任批发经理。荣德生切实地把好从选麦开始的每一个环节，不断扩大生产，重用善于营销的王禹卿，从而使他们生产的麵粉销路大畅，还创出了“兵船”名牌。

在茂新麵粉厂日益发展的同时，荣氏兄弟根据“发展实业，应从吃着两门入手”的指导思想，于1905年8月又集资创建了振新纱厂。开工初期，因经营管理不善，亏蚀巨大。后来荣宗敬亲任董事长，荣德生亲担经理，兄弟二人齐心协力，振新纱厂才一改经营落后的局面，扭亏为盈。到1910年时，振新纱厂生产的棉纱在市场上已能与日纱“蓝鱼牌”相匹敌。

此时的荣德生兄弟算是成功地从金融转向实业，再从麵粉业发展到纺织业，在实业界站稳了脚跟，在创业的道路上迈出了很好的第一步。随后，他们又抓住辛亥革命及一战中民族工业发展环境相对宽鬆的有利条件，采用设立新厂、租办和收买旧厂等办法，接连扩大生展规模。

麵粉业方面，他们在无锡新建了茂新二、三厂，在济南开设茂新四厂，在上海创办福新一、二、三、四、六、七、八厂，在武汉开设福新五厂。这12家麵粉厂生厂的麵粉约占全国麵粉生产能力的23.4%。

纺织业方面，添机至3万锭。他们提议在上海、南京、郑州增设三家新厂，却遭到一部分股东的强烈反对。因为振新部分股东只想分红，不愿将赢利用来扩大再生产。荣氏兄弟只得毅然退出振新，去上海新办申新纱厂。他们买下恆昌源旧纱厂改名为申新二纱厂，在无锡筹建申新三纱厂，在武汉创建申新四纱厂。至1922年，这四家申新纺织厂成为当时我国棉纺织行业的巨头。

从1914年至1922年，荣家产业发展迅速，这种高速度不仅在中国绝无仅有，在世界产业史上也非常罕见。

1932至1933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列强纷纷向中国倾销剩余产品，其中棉布占到进口货物的将近一半;“九?一八”事变后，日商又相继操纵我东北、华北市场，荣氏集团的棉纱纺织业遭到巨大的损失。“一?二八”事件之后，申新各厂曾一度停工。

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和中国的民族危机交织在一起，我国的民族工业遭受到很大的打击。加上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倍增，人民购买力骤降，国内市场不断萎缩，荣氏企业连年亏损，债台高筑，产生了创业以来最严重的经营危机。到1934年6月底，申新的全部资产是6800万元，负债6300万元，光利息支出就超过500万元，后来连利息也付不起，银行不再放款，申新一至九厂都全部抵押出去了。

面对危机，荣氏兄弟一面呼吁政府给予支持，一面求助外国银行继续发放贷款，结果不但都未如愿，反而引祸上门。国民政府实业部和陈公博、宋子文等人企图趁火打劫，扬言要把申新收归国有，一举吞併申新;英商汇丰银行和不法日商相勾结，公开以低价拍卖申新七厂。在这种局面下，荣氏兄弟拼死抵抗，上海和全国各地实业界同行和社会公正舆论也声援荣氏，申新广大职工更是奋起反抗，全力支持，这样才使国民党政府和帝国主义的阴谋没有得逞，申新勉强维持了下来。但是，到1935年4月，申新各厂的负债总额超过了全部资产的总额，出现资不抵债的局面，荣氏兄弟日日忧愁，千方百计要让荣氏企业恢復元气。

幸运的转机在1936年出现了，申新各厂年终赢利高达308万元，这使得荣家两兄弟精神大振。但是没有料到，刚准备还清债务图谋大发展之时，抗日战争爆发了。

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大力抗击日军，但日军有备而来，狂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