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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格利什说：「我们能够证明你在上周五晚上坐飞机去过德国。我想我能猜出原因。要获得你所要的信息，比起去麻烦军法署，那会是一个更快捷有效的办法。你或许也查过报摊案和那次审判记录。换做我也会那样做。无疑你的努力有所收穫。不过我们能够查出你去了哪里、干了些什么。你无法匿名穿过国境线，这你是知道的。」

科特里-布里格斯说：「我承认我知道。我也承认我在法伦死的那天夜里来南丁格尔大楼是为了见玛丽·泰勒。但我没做什么违法的事，你们无法把我送上被告席。」

「这个我能相信。」

「即使我早些说出来，也无法挽救佩尔斯。她在德廷格太太来见我之前就死了。我没必要责备自己。」

他开始像一个学童般笨拙地为自己辩护起来。这时他们听见轻轻的脚步声，都转过头。玛丽·泰勒回来了。她直接对外科大夫说：「我可以把伯特双胞胎给你。恐怕这就意味着这个学期结束了，但是别无选择。她们会被派到病房里去。」

科特里-布里格斯勉强地说：「就是她们了。她们是两个明事理的女孩。那么单人病房护士长呢?」

「我本想让罗尔芙护士长临时接管一下，但是恐怕这不可能了。她要离开约翰·卡朋达。」

「离开!她不能那样做!」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阻止她。我想我连试一下的机会都没有了。」

「可是她为什么要离开?发生什么事了?」

「她不说。我想是警察的调查引起了她的不安。」

科特里-布里格斯飞快地转过身来对着达格利什。

「你看!达格利什，我知道你是在尽你的职责，你被派到这里来只是要搞清楚两个女孩的死因。但是，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就没有想过你把我们目前的处境弄得一团糟吗?」

「是的，」达格利什说，「那么你的工作呢?你有没有想过?」

她将科特里-布里格斯送到前门，没作任何逗留。不到一分钟她便回来了，轻快地走到壁炉边，让她的斗篷从肩上溜下来，又将它整整齐齐地盖在沙发背上。然后她跪下来，拿出一把铜火钳，开始把火弄旺，仔细地将煤块一块块垒起来，让每一块发光的煤都生出火舌。她没有抬头看达格利什，开口说道：「我们刚才的谈话被打断了，警司先生。你刚才指控我杀了人。我曾经面对过杀人的指控，但至少费尔森海姆的法庭还能拿出证据来。你有什么证据?」

「什么也没有。」

「你也找不到任何证据。」她说话的语气里既没有怒气也没有得意，但是有一种强硬，一种静静的斩钉截铁的味道，只是它与清白无辜相隔十万八千里。她的头因为炉火的照射而闪闪发光，达格利什朝下看着她，说道：「但是你并没有否认这个指控。你还没有对我撒过谎，我也不认为你从现在起就会费神这样做。布鲁姆费特为什么会以那种方式自杀?她喜欢生活得舒适，为什么要死得那样难受?自杀很少那样，除非精神不太正常，不在乎疼痛。她可以拿到大量的止痛药。为什么不使用其中一种?为什么要劳神费力溜进寒冷、黑暗的花园小屋里去摧残自己，独自一人忍受痛苦的折磨?她甚至不能当众表演，满足观众的好奇心，用欢呼给自己增加勇气。」

「有过先例。」

「在这个国家还不多。」

「或许她精神太不正常，不在乎死的方式。」

「当然会有人这样说。」

「她也许明白如果她要使你相信她就是格罗贝尔，不留下一副可辨认的身体是关键。面前摆着一份亲笔供状和一堆烧焦的骨头，为什么你还要不辞辛苦地追究下去?如果你能毫不费事地验明她的正身，那么她以自杀来保护我便没有意义了。」

「一个聪明而目光长远的女人也许会像你说的这样。但她不是这样的女人，而你是。由此看来，这就值得我们分析下。即使我们绝不会发现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和费尔森海姆的事情，摆脱布鲁姆费特也已经成了你的当务之急。正如你所说，她连杀人也搞得一团糟。她对我下手时就很匆忙，也许还轻易地慌了神。她多年来就是一个累赘，现在又成了一项危险的义务。你不曾叫她为你杀人。那根本就不是一个理智的摆脱困境的办法。只要布鲁姆费特护士长稳住自己，把这件事向你报告，佩尔斯的威胁本可以处理得很好。但是她却以这种她自以为最为独特的方式来表明忠心，用杀人的方式来保护你。那两次死人事件把她和你的人生牢不可破地绑在一起了。布鲁姆费特不死，你又怎么能再获自由和安全呢?」

「你不打算说出我是怎样做到的吧?」

达格利什觉得他们就像是在一起讨论一个案子的两个同事。儘管现在身体很虚弱，他还是明白这次超乎寻常的谈话是多么危险、多么反常，明白跪在他面前的这个女人是一个敌人，也明白和他针锋相对的这种聪明才智是不可侵犯的。她现在已经没有了挽救她名誉的希望，但她现在是在为自由而斗争，或许甚至是为她的生命而斗争。他说：「我可以告诉你我怎样发现你杀了她。这不难。她的卧室最靠近你的寓所。我想是她自己要那个房间的，布鲁姆费特护士长要的东西没有一样得不到。这是因为她知道关于施泰因霍夫医院的事吗?还是因为她把你握在她的手掌之中?或者只是因为她把她的忠心紧紧地压在你的身上，而你又不忍心摆脱?所以她选择近近地睡在你的身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