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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我回忆起十二月那个寒冷刺骨的日子，福尔摩斯要亲自面对他经常调动的警察机关时，我认为也许我对那些罪犯的态度是不公正的。即便是像柯弗顿?司密斯这样残酷，或像约纳斯?奥德克这样狡猾的罪犯也不例外。我写的是如今被称作侦探故事的东西，碰巧我身边的侦探是其中最伟大的一个。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侦探的身份实际上是由他所对付的那些男人或女人来决定的，而我却十分草率地把那些人丢在一边。当我走进治安法庭时，他们全都横衝直撞地挤进我的脑海，我似乎能听见他们朝我大声喊道：“欢迎。你现在是我们中间的一员了!”

法庭是一个方形的房间，没有窗户，板凳和栅栏都是木头的，远端的墙壁上装饰着皇家兵器。法官就坐在那里，一个年迈而刻板的男人，举止风度也有几分木头的特性。他面前有一个用栏杆围起的高台，罪犯们被一个接一个地带到这里。庭审程序迅速而千篇一律，因此，至少对旁听者来说，简直显得有点儿单调。我和雷斯垂德来得很早，跟另外几位旁听者一起在旁听席上就座，目睹一个造假者，一个盗窃犯和一个诈骗犯都被还押候审。不过法官也是有同情心的。一个学徒被控酗酒和有暴力行为——这是他十八岁生日——法官判他当庭释放，把他的具体恶性记录在“驳回起诉记录簿”里。还有两个孩子，最多也就八九岁，因乞讨而被带上法庭。法官把他们交送给治安法庭救济机构，并建议由流浪者协会，巴纳德博士孤儿院或伦敦儿童教养协会负责照料他们。听到最后这个名字，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正是这个机构负责创办了我和福尔摩斯拜访过的乔利?格兰杰男生学校。

一切不紧不慢地进行着，突然，雷斯垂德捅了捅我，我这才意识到法庭的气氛变得凝重起来。又有一些穿制服的警察和职员走进来坐下。法庭的传达员，一位身着黑袍，活像猫头鹰一样的矮胖男人，走到法官跟前，压低声音对他说话。两个我认识的人走进来，在一条板凳上坐下，彼此相隔几尺。一个是阿克兰医生，还有一个是红脸膛的男人，可能也是克里尔鸦片馆外人群中的一员，但当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在他们身后坐着克里尔本人(雷斯垂德把他指给我看)。克里尔搓着双手，似乎想把手上的汗擦干。我顿时明白了，他们是作为证人出现的。

接着，福尔摩斯被带了进来，仍然穿着被捕时的衣服，看上去完全不像他本人，如果不是知道内情，可能会认为他是故意伪装了来迷惑我，就像他以前经常做的那样。他显然没有睡觉，并经受了长时间的审问，我努力不去想像他们对他施加的各种各样的、普通罪犯非常熟悉的侮辱。福尔摩斯即使是在状况良好的时候，面容也很憔悴，现在更是瘦削枯槁。可是他被领进被告席时转过脸望向我，我看见了啊眼睛里的亮光，知道战斗并没有结束。这点亮光还提醒我，当命运似乎与福尔摩斯作对时，他从来都是不屈不挠。我身边的雷斯垂德直起身子，压低声音嘟囔了一句什么。他为福尔摩斯所受的待遇而感到震惊和愤怒，显露出他性格中我以前从没见过的一面。

一位出庭律师走上法庭，这是个胖乎乎的小个子男人，厚厚的嘴唇，厚厚的眼睑，我很快就看出他扮演的角色是起诉人。不过看他提起诉讼时的样子，马戏团导演的身份可能更适合他，他简直是把法庭当成了一个马戏团。

“被告是一位着名侦探。”他开口说道，“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因一系列破案而小有名气，那些故事虽然花哨和耸人听闻，至少还有一部分事实基础。”我勃然大怒，如果不是雷斯垂德伸手轻拍了拍我的胳膊，我可能就跟他当场对峙了。“也就是说，我不否认苏格兰场有一两位能力较差的警官，因为福尔摩斯先生有时给他们的调查提供一些有效的线索和见识，而对他怀有感激之情。”听到这里，雷斯垂德皱起了眉头。“但是，哪怕是最优秀的人也有其魔鬼的一面，在福尔摩斯先生的案子里，是鸦片把他从法律的朋友变成了一个最卑劣的罪犯，他于昨夜十一点钟之后进入莱姆豪斯一家名为克里尔的鸦片馆，这是毋庸置疑的。我的第一位证人就是该鸦片馆的主人，以赛亚?克里尔。”

克里尔走到证人席上，这些诉讼程序不需要宣誓。我只能看见他的后脑勺，白生生的，没有头髮，跟脖子交融在一起，看不清楚脑袋在哪儿结束，脖子从哪儿开始。在起诉人的催促下，他讲了下面这个故事。

没错，就在十一点刚过，被告进了他的鸦片馆——一家私营的合法店铺。尊敬的法官大人，先生们可以在那里安全而舒服地沉溺于自己的癖好。他没有怎么说话，要了一份麻醉品，付了钱，立刻吸服。半小时后，提出再来一剂。克里尔先生曾担心福尔摩斯先生——他是后来才知道福尔摩斯的名字，他向法庭保证，当时完全是个陌生人——他担心福尔摩斯先生已经变得亢奋和躁动。克里尔先生指出连吸两份恐怕不太明智，但是那位先生激烈反对。为了避免衝突，维持鸦片馆着名的安宁祥和，他就又收一份钱，提供了药品。福尔摩斯先生吸了第二支烟，神智变得十分错乱。克里尔见势不妙，担心会破坏和平的环境，就派一个男孩出去找警察，自己试着跟福尔摩斯先生讲道理，让他平静下来，但是没有效果。福尔摩斯先生眼神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