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还有什么比进入犯罪人工智慧网络，任意处置全世界最残酷的犯罪案件的资料库更令他开心的?”
“难道没有防堵他的方法?”她问，“加强安全措施，让他或其他人无法进入系统?”
“我们以为已经做得够好了。”我回答道，“事实上，我的外甥女是这群程序设计师中最顶尖的，她对系统的安全性极有信心。”
“哦，对了，我想我听说过你的外甥女，她是犯罪人工智慧网络的创建者。”
“她天生对计算机有一套，情愿陪着计算机而不喜欢人。”
“不怪她。她叫什么名字?”
“露西。”
“多大了?”
“二十一岁。”
她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好吧，或许你提到的这些怪异信息是其他因素造成的，例如病毒。露西会解决的。”
“总得抱着希望啊。”
“把酒拿着，到厨房里陪我。”她说。
可我们还没走到厨房，电话就响了。佩恩指挥官接起电话，我则眼睁睁看着美好的夜晚从她的脸上流逝。
“在哪里?”她沉静地说。我熟悉的声调，熟悉的冰冷眼神。
当她说“我立刻就到”的时候，我已经打开走廊衣帽间的门拿我的外套了。
当我们抵达属于曼哈顿老城区的宝华利街的第二大道地铁站时，雪正像尘埃般徐徐飘落。
风咆哮着，蓝红色的灯光闪烁不已，好像夜晚受了伤似的，而通向地铁的阶梯已经封锁。流浪汉全被驱离了，上下班的人都绕道而行，新闻转播车和汽车陆续涌来，因为交通警察局游民管理小组的一名警察死了。
死者叫吉米·达维拉，二十七岁，任职警察才一年。
“你最好穿上这个。”一个脸孔苍白、像在生气的警察递给我反光背心、手术面罩和手套。
警方正从后车厢拉出许多手电筒和背心，好几名目光灼灼的警察举着衝锋鎗从我身边衝过，下了阶梯。紧张的气氛像颗黑暗的心臟在空气中颤动，声音清晰可闻，而赶来支援中枪同伴的警察带来夹杂着脚步声和奇怪的无线电语言的嘈杂声响。远方传来救护车的嘶鸣。
我们由四名身穿防弹背心、外套和反光背心的魁梧警察陪伴着走下阶梯。佩恩指挥官给了我一个高亮度的手电筒。一列列车仿佛一条液体金属河流般飞驰而过。我们小步沿着一条狭窄的甬道进入那堆积着破玻璃瓶、注射针筒和垃圾的地下“墓穴”。灯光掠过铁轨近旁那些毛毡和壁板上的游民窝地，空气中飘散着人类排泄物的恶臭。
在曼哈顿的地底是面积达四十八英亩的队道，八十年代后期曾有多达五千个无家可归的游民在里面生活。如今人数锐减，然而那些堆满鞋子、衣服和杂物的脏污毯子仍透露了他们的踪迹。
可怖的动物标本和带绒毛的假昆虫像圣物一般挂在墙上。游民管理小组叫得出名字的流浪汉全部像影子般消失在他们的地底世界，只有弗雷迪除外。他刚从吸毒后的沉睡中苏醒，在一条军用毯子下面坐起身，看看四周，呆住了。
“嘿，弗雷迪，起床。”手电筒照亮了他的脸。
他举起绑着绷带的手遮住脸，同时因为他所处的黑暗隧道被无数像小太阳般的光团探入而眯起眼睛。
“快，起床。你的手怎么了?”
“冻伤了。”他喃喃地说，摇晃着站起来。
“你得好好照顾自己才行。你也知道你不能再待在这里，我们得带你出去。你想去庇护所吗?”
“不了，老兄。”
“弗雷迪，”那名警察高声说，“你知道这里出事了吧?听到警察达维拉的事了吗?”
“我什么都不知道。”弗雷迪一阵摇摆，又稳住了，在灯光下斜着眼睛。
“我知道你认识达维拉，你还叫他津伯。”
“是啊，津伯，他人还好。”
“不，他恐怕不太好，弗雷迪。他今天晚上挨了枪。有人枪杀了津伯，他死了。”
弗雷迪的黄眼睛瞪大了。“哦，真糟，老兄。”他左右探看，仿佛那个杀手正在窥视，仿佛有人会为了这事责怪他似的。
“弗雷迪，今天晚上你有没有看见不认识的人来这里?有没有看见可能干这种事的人?”
“没有，我什么都没看见。”弗雷迪几乎失去了平衡，赶紧靠在一根水泥柱上稳住，“没人，什么都没有，我发誓。”
又一列列车从黑暗中衝出，沿着南面的铁轨疾驶而去。弗雷迪被带走了，我们继续前行，避开铁轨以及在垃圾底下骚动的鼠群——感谢上帝我穿了靴子。我们又走了约十分钟，渐渐地我失去了方向感，面罩下的脸颊开始出汗，再也分辨不清铁轨远处圆形的明亮灯光究竟是警方的手电筒还是驶近的列车。
“好，现在我们得越过第三条轨道。”佩恩指挥官说，她一直走在我身边。
“还有多远?”我问。
“那里就是了，有灯光的那边。现在我们要越过去。侧着身子，慢慢过去。一次一步，别碰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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