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消失了，一批批不熟悉的面孔也前赴后继地不见了。
总得有人给皇帝办事呀。
于是，在帝国官场上，出现了一道罕见的奇异风景，坐在台子后面审案的御史脚上，戴着镣铐，他本人已经被判了死刑；而另外衙门里面的大堂上，那位面无人色的堂皇大员，不久前，刚刚挨了皇帝的80大棍。茹太素是明初相当有名的一位大臣，以忠厚正直为时人所敬重，官位最高时为正二品户部尚书，相当于今天中央最高财政经济部门首长。此人就是因为奏摺写得太长而被朱元璋急急召来打屁股的那位。他就曾经被判罪后戴着镣铐上班办公，后来终于被朱元璋杀死。在《大诰三编》中，我们知道，这种为朱元璋所发明的崭新工作方式，叫做“戴罪办事”。戴，是已经被判刑的意思。当时，在各级政府机关里，这种戴罪办事的人，按照朱元璋的记录，有328人。不必有多么丰富的想像力都可以想见其景象多么壮观。
此后，从明代开始直到今天，我们在诸多历史学家们的堂皇着作中，能够读到许多对于朱元璋澄清吏治的讚美。事实上，这些颂扬之词，除了表达出人们对贪官污吏的切齿痛恨之外，基本上可以被视为扯淡。
原因在于下列两点：
其一，在任何一种政治文化里，吏治的状况都是该政治文明程度的标誌之一。与我国以往时代的吏治比较起来，作为人格化的帝王，朱元璋所做的一切，并没有什么新鲜之处，仅仅是将传统思想与手段推到了极端处使用而已。这种情况唯一可以证明的只有一点，那就是，这种政治文化传统所蕴涵的政治智慧、政治空间、政治伦理资源已经萎缩枯竭，其山穷水尽之际，只剩下苟延残喘和迴光返照。
其二，朱元璋死后，在他所开创的朝代里，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泛滥成灾的程度，不亚于任何时代最糟时的情形。由此，印证了上述结论。
假如一定要从朱元璋个人功过是非的角度进行判断的话，毋宁说，此人的作为，相当有效地展示了一点，在我国古代政治文化传统下，帝王个人的心理、性格与能力可以使他做些什么和能够达到什么程度。
揆诸史籍，其情形大抵如此。
而在针对另一类人的另外一个战场上，朱元璋则获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功。
由于对象和目标的不同，朱元璋在打击那些可能威胁自己或者自己继承人皇位的人们时，表现得高度理性而审慎，层次分明又有条不紊，使这场没完没了的战争具有了政治谋杀的特点。
从朱元璋的一生行事判断，他对开国功臣们的猜忌，可能需要追溯战争年代那一系列背叛事件。
其中，邵荣、谢再兴叛变和他的亲侄子朱文正谋叛，应该起了重要作用。
邵荣勇猛善战且多智谋，是朱元璋早期最重要的战友与助手，在将近十年时间里，他都是朱元璋手下的第一人，地位甚至在徐达之上。关于此人为什么要叛乱，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定论。我们只是能够看到不少史学家常常喜欢引用的一个说法，当他叛乱失败，被捉住后，朱元璋曾经与他相对喝酒。期间，他愤愤不平地告诉朱元璋：“我们在外面拼死拼活，你却把我们的妻子老小拘在手里做人质，使我们骨肉分离，无法团聚，全为了你的一己私利。我这是不得已。”说完，潸然泪下。据说，朱元璋是在全军将士面前，与邵荣置酒洒泪而别，然后行刑将其杀死的。
还有一种说法，也不妨作为参照。这种说法认为，朱元璋曾经在邵荣领兵在外时，调戏并姦污了邵荣刚刚成年的女儿，从而促使邵荣发起叛乱。后来，朱元璋念邵荣没有在公开场合揭露此点，而放过了他的全家。这种说法，特别容易在讨厌朱元璋的人们那里得到响应。姑且存疑。
谢再兴则是另外一位独当一面的重要将领，他的叛变显然与朱元璋颇有干係了。当时，谢再兴领兵镇守在外，朱元璋没有通过他，便自说自话把他的女儿做主嫁给了徐达，形同配给。虽然据说一对新人是两情相悦，但这种做法，显然无法让做父亲的感觉愉快。不久，可能是内部###的结果，有人举报谢再兴的两个朋友走私，贩卖皮革等军用物资。朱元璋立即将此二人杀死。当时，江南早已进入潮湿闷热的黄梅天气，朱元璋派人把二人已经腐臭的脑袋，悬挂到了谢再兴的办公场所，同时，命派去做这件事的人夺了谢再兴的军权，从而，导致他率兵叛投张士诚。
前面说过，这次叛变发生在朱元璋与陈友谅的鄱阳湖大战前夕，假如陈友谅和张士诚能够把握好时机，后来的历史会如何发展就很难说了。
朱文正则是朱元璋的亲侄子，以大都督衔坐镇南昌。在决定生死的鄱阳湖大战之前，他以艰苦的南昌保卫战，立下了将陈友谅拖在南昌城下八十多天的大功。此人年轻，手握重权又立大功，于是，骄横异常。据说，他任意掠夺民间有姿色的妇女，淫逸无度，被人告到朱元璋那里。于是，朱元璋在论功行赏时，便没有给他赏赐。此后，他认为朱元璋赏罚不公而心怀怨恨，并一度在其他人的撺掇下准备谋叛。结果，又一次被人告发，导致朱元璋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南昌，朱文正仓促来迎，朱元璋斥骂说：“小子打算干什么？”将他带回，禁锢而死。
更多内容加载中...请稍候...
若您看到此段落，代表章节内容加载失败，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模式、畅读模式、小说模式，以及关闭广告屏蔽功能，或复制网址到其他浏览器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