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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屡见不鲜，这样，发生在异国十八世纪的这个故事似乎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它除了证明在法国封建专制的社会里，也有真的消亡、善的破碎、美的毁灭之外，还能有什么意义呢?而且，即使在中国封建社会那种门第观念极深的宅院里，地位不平等的男女主人公也时常会传出爱情的佳话，吹响正义的号角。他们或是私订终身，或是私奔他乡，在黑暗中给人以亮色，在压抑中给人以舒畅。可是，在《新爱络绮丝》中，有着和中国封建社会青年男女相同背景与相同精神追求的圣·普乐、朱丽，为什么没有表现出中国式的果敢和执着呢?如果他们行动起来的话，他们不是也有许多机会缓解他们的痛苦，也有许多理由阻止他们的悲剧发生吗? 实际上，这还是卢梭的思想在作怪。在卢梭看来，婚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婚姻是一种美德的体现，而美德又是与他所说的自然状态相适应的。而且，在当时卢梭还写过一本书，在书中肯定了人类的婚姻关係。当然，卢梭的这种思想是有感而发的。当他目睹了上流社会的人们以损害婚姻关係为代价来寻欢作乐时，他的这种思想无疑是对那种淫乱的男女关係导致的道德风尚的沦丧的一种纠正。但是，当他把婚姻关係笼统地作为一种他所特指的合乎自然，又把不侵犯别人的婚姻笼统地当作了一种美德时，他似乎就陷入了一个怪圈：爱情是自然的，婚姻也是自然的，二者的存在都有其合理性。所以圣·普乐和朱丽爱得死去活来是自然的，他们没有以自己的行动损害朱丽的婚姻是合乎道德的，因此，痛苦是他们必然的选择，悲剧是他们合理的结局。然而，当卢梭强调爱情的自然时，他似乎忘了自然的婚姻必须以自然的爱情为基础，这是一个最自然的前提，而没有爱情的婚姻却是最大的不自然。在此基础上，损害这种不自然的婚姻关係就是合乎最高的道德原则，即自然原则。不过，儘管由于卢梭本人的矛盾使《新爱洛绮丝》显得阴郁、沉闷、充满了浓烈的感伤色彩，但是，它在当时的反响仍是巨大的，因为从这部作品里，所有的人都感受到了一种真正的感情的烈火的燃烧。在这种烈火里，虚情假意的贵族文学现出了它的原形。贵族文学是贵族阶级生活的产物。十八世纪法国贵族阶级的生活极为腐朽靡烂，最高统治者从摄政王、路易十五到玛丽·安东尼奈特 (王后，路易十六之妻)，其骄奢淫佚、放荡不羁都是闻所未闻的。贵族因此竞相效尤，奢侈享乐、淫乱靡烂之风瀰漫整个上流社会。在这种风气下，为贵族阶级享乐生活服务的精緻的烹调术、舒适的房屋建筑、肉感鲜艷的室内装饰，纤巧轻灵的罗珂珂雕刻都大为时髦;给那些閒得发愁、醉生梦死的贵族男女提供精神享受的文学产品也应运而生，且品种繁多，花样不断翻新。在十八世纪上半叶为贵族上流社会提供了精緻的文学食品的是普莱服和马利伏，他们的作品全都是以贵族男女关係为题材的。普莱服的小说以同情和感伤的笔调写任意出卖肉体和灵魂的荡妇，故有 “感伤小说”之名;马利伏的喜剧和小说专写贵族男女勾搭、结交过程中的互相探测、互相挑逗、打情骂俏的心理，被称为 “心理分析喜剧”和“心理分析小说”。此外，更有笔调猥亵、趣味病态的色情文学与他们二人遥相呼应。文学本来是清白的，可是文学却在贵族的把玩中变得骯脏一片了。所有的文学都是以表达感情为前提的，贵族文学所不例外。但是由于贵族文学本身就是一种病态的文学，所以里面传达出的感情也是病态的。然而，这样一种感情却被贵族视为文明的典范。在他们看来，一切高尚细腻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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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爱情，都是文明的产物。只有文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时，才会产生爱情这种精緻的情绪。女人是在穿上了女人的衣服之后才成其为女人的，在这之前她只能算是女性，而没有女人又谈不上有爱情。因此，当时的许多人相信，只有为爱情蒙上一层面纱，才能让它变得高尚起来，使它更有价值;越是用委婉、含蓄、隐晦的言辞把它包藏起来，它才越显得细緻、精緻。而这样一种感情和感情表达方式在马利伏等人的作品中又有了最完美的体现。他们笔下的男女主人公在交谈过程中总是一个追一个逃，一个进一个退，充满了隐晦、含蓄、模棱两可的言辞，隐约地讲出心事，轻声地发出嘆息，以符合传统，也就是符合文明的方式表现出自己的相思病。在卢梭看来，这种讲究的谈吐、伪装起来的温情脉脉所表达出来的爱情，这种高雅的礼仪培植出来的爱情，这种精緻的文明修饰出来的爱情，是矫揉造作、极不自然和滑稽可笑的。他认为爱情和所有的一切一样，也应该处于自然状态。处于这种自然状态的爱情是猛烈的、火山爆发似的，而绝不是马利伏笔下跪着的恋人去亲吻手套尖时，还不忘记使自己的姿态保持优美。所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