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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些人的沉默，更加肆无忌惮地製造罪恶。所以，法国大革命时代，革命 者对伏尔泰的主张往往是不屑一顾的，因为它太温情脉脉、温文尔雅了。 不过，无论怎么说， “种我们的园地要紧”所瀰漫的那种务实精神毕竟 在那个污浊的世界里开闢出了一个富有诗意的空间。 接下来，我们就该结合伏尔泰的 《老实人》谈谈他的讽刺艺术了。 在概括伏尔泰哲理小说所使用的手法时，我们都喜欢用这样的术语：讽 刺、夸张、变形、漫画化、影射、揶揄、滑稽、嘲笑等等，所有这些方面可 以说是紧密联繫，甚至是互为因果的。可以说嘲笑首先表明的是作者的一种 姿态，中间通过讽刺、夸张、影射、漫画化等等手法，最终达到了滑稽的效 果。而嘲笑既可以当作作者最初的动因，又可以作为最终完成的目的。更多 的情况下，所有这些因素是相互补充、提携共同完成作者的任务的。 那么讽刺的对象又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应该是丑，是那些无价值的东 西，是表面上看来非常伟大、严肃、庄重，但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合理 性的东西。这些东西表面上看去结实、健壮、强大，实际上非常脆弱、渺小; 仿佛人人都已司空见惯，但是早已埋藏了可笑的基因;一旦被人点破，人们 先则惊愕，后则捧腹，而这些东西则在笑声中解体了，粉碎了。 正是这个意义上，中国的鲁迅说： “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讥 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我们既然嘲笑了丑， 就比它高明。譬如我嘲笑了一个蠢材，总觉得我能了解他的愚行，而且了解 他应该怎样才不至于做蠢材——因此同时我觉得自己比他高明多了。” 而在伏尔泰的眼里，当时的统治者、僧侣、达官显宦就是一个个蠢材， 他们的所有行为都是愚行、败行。伏尔泰以他的特有方式嘲笑了丑和恶，他 是高明的。 所以在他的作品中，伏尔泰有时采用一种整体的夸张，有时又采用一种 局部的变形;有时是有意地一本正经地描写，故作严肃，有时又是无意地信 手拈来，仿佛是漫不经心。总之，在他所描写的对象中，我们都能看到一种 实际的强作镇静和表面的不成体统，那种不合理、可鄙、可恶和可笑就蕴含 在了这样一种矛盾之中。 理论的阐释难免枯燥，还是让我们看看伏尔泰是怎样利用他的讽刺之剑 的吧。 在 《老实人》中，作者对主人公的遭遇有这样一段描写： 一日，正是美好的春天，他想出去遛遛，便信步前行，满以为随心所欲 的调动两腿，是人和动物共有的权利。还没有走上七八里，四个身长六尺的 英雄追上来把他捆起，送进地牢。他们按照法律规定，问他喜欢哪一样：是 让全团兄弟鞭上三十六道呢，还是脑袋里同时送进十二颗子弹?他声明意志 是自由的，他两样都不想要;只是枉费唇舌，非挑一样不可。他只能利用上 帝的恩赐，利用所谓自由，决意挨受三十六道鞭子。他挨了两道。团里共有 两千人，两道就是四千鞭子。从颈窝到屁股，他的肌肉与神经统统露在外面 了。第三道正要开始，老实人忍受不住，要求额外开恩，干脆砍掉他的脑袋。 他们答应了。用布蒙住了他的眼睛，教他跪下。恰好保加利亚国王在旁走过， 问了犯人的罪状;国王英明无比，听了老实人的情形，知道他是个青年玄学 家，世事一窍不通，便把他赦免了;这宽大的德政，将来准会得到每份报纸 每个世纪的颂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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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文字里，正话反说，反话正说，有讥讽、有变形。真正是嘻笑怒 骂，皆成文章。 在 《老实人》中，关于邦葛罗斯脏病“家谱”的那段叙述，把贵族阶级 中一片淫乱丑恶的关係揭露得淋漓尽致，而使用的手法则主要是夸张。邦葛 罗斯说： 噢，亲爱的老实人!咱们庄严的男爵夫人有个俊俏的侍女，叫做巴该德， 你不是认识吗?我在她怀中尝到的乐趣，赛过登天一般;乐趣产生的苦难却 象堕入地狱一样，使我混身上下受着毒刑。巴该德也害着这个病，说不定已 经死了。巴该德的那件礼物，是一个芳济会神甫送的;他非常博学，把源流 考证出来了：他的病是得之于一个老伯爵夫人，老伯爵夫人得之于一个骑兵 上尉，骑兵上尉得之于一个侯爵夫人，侯爵夫人得之于一个侍从，侍从得之 于一个耶稣会神甫，耶稣会神甫当修士的时候，直接得之于哥仑布的一个同 伴。至于我，我不会再传给别人了，我眼看就要送命的了。 在 《天真汉》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的精采片断。天真汉的叔父四处 求援想把天真汉从狱中救出来，却是在巴黎到处碰壁： 院长求见拉·希士神甫，拉·希士神甫正在招待杜·德隆小姐，对院长 们一概不见。他到总教门上，总主教正和美丽的特·来提几埃商量教会的公 事。他赶到摩城主教的乡村别墅，这主教正和特·莫翁小姐审阅琪雄太太的 神秘之爱。 在这种微妙的讽刺中，出乎意外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