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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英国海军历史学家说道：

通观全局，我怀疑英国以往的声望是否会超过这一时期，或人民的进取心会比现在更强。我们的武装力量在海上获胜，需要保护我们的贸易，和用各种切实可行的办法以提高我们的海上力量，这些都是逐年增加我们的力量所要采取的措施。此后，即1706年底英国皇家海军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舰船数量而且质量都大大超过了革命时期和革命之前。所以说我们的贸易在上次战争中不是逐渐减少，而是逐渐增加，并且通过不断地与葡萄牙加强交往，使我们受益非浅。 [ 原作者註：坎贝尔：《海军将军们的传记》。 ]

虽然我们通常总是把海权与海军联繫在一起，但是英国的海权不仅只在于其强大的海军。1688年，法国曾有过这样一支海军，但是，它像被火烤过的树叶一样枯萎了。海权也不只单独存在于兴旺的贸易之中。在我们所谈到的这一时期的之后几年，法国的贸易已相当可观，但是，最初的战争风暴，像克伦威尔时代的英国海军曾一度横扫荷兰的贸易一样，摧毁了法国的海上贸易。海权在于强大的海军和海上贸易两者的结合，经过精心的培育，英国超过其它各国获得了海权。这显然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有着密切的关係，并应从此算起。战争之前，英国只是海上强国中之一员，战争之后则成了举世无双的海上强国。它单独拥有这种权力，既不与其朋友分享，也不受其敌人的制约。唯独它自己富有，由于它对海洋的控制和拥有庞大的海运事业，它掌握了丰富的资源，以致现时在海洋上它没有一个危险的竞争对手。所以它所获得的海权和财富不仅是巨大的，而且是牢靠的，是全部掌握在它自己手中的；而其它国家的收穫不仅在程度上逊色，而且质量也差，他们或多或少取决于其他民族的友好愿望。

人们可能会提出疑问，是否这意味着任何国家的强大和繁荣都只取决于海权呢？当然不是。合理的使用和控制海洋，只是用以积累财富的商品交换环节中的一环，但是它却是中心的环节，谁掌握了海权，就可强迫其它国家向其付特别税，并且历史似乎已经证明，它是使国家致富的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在英国，对海洋的控制和使用是多种原因综合在一起自然促成的。除此之外，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前几年，它已采取了一系列财政措施，促进其更加繁荣兴旺。这些措施被麦考利称之为“坚实可靠的基础。在英国出现的，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最庞大，最兴旺的贸易机构就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然而，可能有人又会提出疑问，是否某些民族热衷于贸易和由于贸易有了进一步发展，而他们的这种民族特点就不易于采取上述措施？是否他们所采取的措施，至少不完全是出自于对海权的考虑，也不会增加国家的海上力量？不管怎样，那是可能的，我们已经目睹了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岸，在竞赛中一个比英国起步早的国家——其位置和资源都极其适于通过战争和贸易对海洋进行控制。法国所处的特殊位置，在所有海上强国中，唯独它，拥有一种选择的自由。其它国家在其边界外部活动，或主要受陆地的制约，或主要受海洋的制约。然而，法国除了有一条漫长的陆地边界，还有一条与三个海洋相连的海岸线。1672年，它明确地选定通过陆路扩张的政策。那时，柯尔培尔已掌握法国财政大权12年之久，而且已使他们的国家从可怕的混乱中得以恢復，法国国王的税收是英国国王的两倍。这个时期，法国向欧洲其它国家提供财政援助，但是，柯尔培尔的计划和对法国寄于的希望是建立在使其成为海上强国基点上的。与荷兰的战争，使这些计划没能实现，进一步兴旺发达的运动中止了，国家重新回到了自己依靠自己与世隔绝的时代。路易十四统治结束时的这种悲惨的局面，无疑，是由许多原因交织在一起形成的，例如：连续不断的战争，后半期的管理不善，自始至终的铺张浪费。但是，实际上法国从未遭到入侵，战争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其边界或边界之外进行的，它的国内工业几乎没有遭到战争的直接破坏。在这些方面它堪与英国相比，并且所处地位好于它的敌人。为什么结果是这样不同呢？为什么法国这样不幸，这样筋疲力竭？而英国却这样喜笑颜开，繁荣兴旺呢？为什么要由英国提出和约条款，而法国只能接受呢？显然是由于财富和储备所致。法国要独自对付许多敌人，他们之所以能起来与法国为敌，把战争继续维持下去，完全靠英国的财政援助。1706年，英国的财政大臣在致马尔伯勒的信里说：

儘管英国和荷兰的土地和贸易承受了过重的负担，可我们和荷兰的财政储备仍然很多；而法国的资金几乎全部被耗尽，以致他们向王国外付一个便士，除非付硬币，否则不得不付20%和25%的利息。

1712年法国支出的战争费用高达24000万法郎，而它的税收总收入只有11300万法郎，扣除损失和必要的支出之后，国库只剩3700万法郎。解决财政赤字的办法是提前使用其后年间的税收，并征收一系列名目繁多甚至不可理解的税收。

1715年（议和后两年）的夏季，似乎形势已经不能再恶化了：政府没有财政储备，私人也没有存款；国家没有更多的净得税；大部分税收是没有保证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