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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舰的先后顺序必须根据对统计数字的仔细研究才能确定。但是，任何人都可以就美苏海军力量的对比争论数天、数月甚至数年之久；因为，双方舰队实力对比的计算方法很多。如：把一定长度(通常为250英尺)以上的舰隻称作为“主要作战舰隻”，然后按这种舰隻的数量进行对比；还可以按水面舰隻和水下舰隻的数量进行对比；另外，还可以把一定级别的舰隻与它最相近的级别的军舰进行比较；此外，还可以对双方舰隻的排水量进行比较，因为从这类比较中可以看到巨大的差异。比较双方舰隻的武器系统和续航力，亦可以发现巨大的差异。

运用不同的综合方法，这些统计数字就可能会产生非常不同的结果。在双方力量对比中还需考虑的其他更不容易确定的因素包括：已知的和假设的目的的比较；地理位置的比较。最困难的比较是关于海军官兵的性格、训练水平和服役的动机。在海军力量对比中，由于这些最基本因素的排列位置都可能发生变化，在解释上出现很大的不同并使人感到困惑也就丝毫不足为怪了。但是，在这些解释得到大多数人一致同意前，根本无法就造舰的先后顺序通过立法。

简言之，美国和它的领导人再一次面临任何海上国家都必须正视的一个永远存在的问题，即海军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建设海军的目的以及由此而来的海军的组成。这些决定无法轻易作出，因为不管作出什么决定，它们的影响将持续数十年之久。卡特总统的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曾经宣布过政府对海军战时主要目标的看法，即保护美国与欧洲之间的海上交通线。乍看起来，尤其从欧洲人的观点看来，这种看法是非常值得称讚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的生存都取决于大西洋海战的结果。

由这种看法得出的结论是，控制海洋而不是投送海基空中力量，应被列于优先位置。而控制海洋与投送空中力量不同，不需要大型航空母舰。因此，造价高昂的第四艘“尼米兹”级航空母舰就可以放弃。为了认可国防部长的说法，总统建议建造若干艘中型常规航空母舰，以取代“尼米兹”级航空母舰。他俩都断言，这种航空母舰适应本世纪后半段时间的需要。如果真的建造这些航空母舰，它们也必须符合需要，因为儘管这种航空母舰的体积较小，推进装置的造价较低，但仍然不是廉价的军舰，也必须消耗设计和建造的费用及力量；军舰的使用期很可能也要达到40年。

如果海军战时需做的一切就是保护大西洋的海上通道，总统关于建立一支以小型航空母舰为中心的小型舰队的建议，在逻辑上就是无懈可击的。但是，把这一论点颠倒过来，就会发现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即：一支以小型航空母舰为中心的小型舰队只能保护海上通道。

这里包含着急剧的政策变化。卡特的海军作战部长霍洛威海军上将儘管对海军现有的攻击能力抱有乐观的看法，却已经对它能否控制海洋缺乏信心。因此，当他听到总统的计划时，他说出了计划的含意，即：如果该计划被接受，到本世纪末，美国海军拥有的舰隻将不超过420艘；它除了保护海上通道外，不可能承担战时其他重要的任务；甚至不可能完成既定的和平时期的任务。

由于在卡特总统最后两年任期内双方意见争执不下，有关海军未来的决策肯定会成为下一轮总统选举中重要的议题。但是，当伊朗发生暴乱、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及美国公民遭到拘禁时，总统在使用海上力量方面三心二意且毫无效果，它看来集中反映了美国在过去15年中所执行的错误对外政策。

伊朗的革命使1979年有了一个非常不吉利的开始，因为革命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卡特执行了一项出于好意的政策。伊朗的最后一任国王实行镇压的恶习(只有在美国军事援助下，他才得以如此)触犯了总统对人权的根深蒂固的信念。于是，卡特要求伊朗政府首先采取一些开明的政策，尔后才能继续进行武器贸易，结果他无意识地引发了伊朗积存多年的怨恨情绪。3月，卡特派遣一个航空母舰战斗群至阿拉伯海，希望以此胁迫伊朗减少对美国侨民的报復性骚扰。但是，他拒绝公开说明派遣航空母舰战斗群的目的，结果没有能够使伊朗了解其中的信息。一个比革命的伊朗成熟的政府，一个清楚了解世界政治斗争的政府，将会看到航空母舰战斗群可能对它造成的威胁，并且有可能因此改变它的行动。但是，对于伊朗人，就需要说明威胁的性质，否则，他们不会相信这种威胁将会带来的结果，甚至根本不关心这种结果。

1979年开始时，情况很糟，结束时情况更糟。8月，总统接到苏联军队可能入侵阿富汗的情报。由于他倾注精力于其他地区，结果没有采取相应的行动。11月4日，看来伊朗人寻求的摊牌机会终于来临了；美国驻德黑兰的大使馆遭到了好斗的学生们的袭击，有66名美国人被拘禁。4天以后，国会重新批准建造已被取消的第四艘“尼米兹”级航空母舰。这一次，总统同意了国会的决议。6天以后，即1979年11月14日，他命令另一个航空母舰战斗群驶往阿拉伯海。11月17日，德黑兰释放了13名人质。儘管形势非常紧张和令人不安，但总统的政策在开始时看来有可能取得成功。11月21日，又有一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开赴阿拉伯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