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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汉在1887年认识到：“在海军着作方面，还没有能与有关陆军各兵种的地面战斗艺术的许多详尽的论着相提并论的。确实已经写了很多有关海战的文章，但迄今为止，大部分都是零散的、没有系统的、片断的，只代表个别的看法。直到现在，还没有人对整个问题进行深思熟虑的、有条不紊的研究。”

纠正这种情况的艰巨任务成了对马汉在海军军事学院工作的挑战。他注意到了“完全缺乏可以据以讲课的教科书”的情况，于是做了他唯一能做的事情——自己来写书。开始时，它只是一系列对一群并非自愿听课的、感到厌烦的尉官们的讲课材料，最后却成了标准的参考材料、学习指南，并且触发了各国海军部和海军的探索与思考。它不是一部提出新思想的着作，而是仔细研究“许多不同观点”的产物。但它在对其他人的思想进行哲理上的综合分析方面，却是有新意的。它远不是对海战下最后的结论，但却把各种线索串连成一个连贯的整体。因此，它是一部巨着。尉官们在离开学院时就像卢斯在很大程度上感到的那样，认为他们经历了一次启蒙运动。马汉的启蒙是，向他们指出思考的方法。他的成功在于“形成正确的思考方法，而不是提供严格仿效的模式”。

他教授的内容除在美国，还曾在英国、日本和德国教过。但在美国国内，要接受这些内容还需要时间。在该书出版的3年后，弗朗西斯·M·拉姆齐海军准将在一次谈话中就显示了一种几乎令人不能相信的狭隘的顽固性。拉姆齐当时是航海局局长，负责军官的工作分配。为了要让马汉继续研究、教课和写作，学院曾经要求免除他在舰上服役。拉姆齐拒绝了这个要求，其理由对每一个有正确思考能力的海军人员都是蛮横的，拉姆齐说：“写书不是海军军官的事。”

看来探险也不再是海军军官的任务了。美国海军探险的全盛期已经随着内战的结束而告终。几乎从任何观点来看，这种情况都很不好，因为增加对现实世界的了解几乎对所有人都是有益的，而且美国海军已经集聚了一群值得尊敬的探险家。在19世纪30年代后期，威尔克斯探险队曾经出发赴太平洋和南极；在19世纪50年代，在舰队中曾经兴起了一股对世界进行探奇的潮流。在这股潮流中，威廉·林奇对死海进行了调查；詹姆斯·吉利斯在智利进行了天文观察；罗杰斯与林戈尔德调查了西太平洋的情况；托马斯·佩奇绘製了普拉塔河流图；对失踪的英国探险家约翰·弗兰克林男爵进行了几次搜索；佩里远赴日本；对非洲西海岸进行了调查；此外，还努力寻找跨越巴拿马地峡的运河和铁路的最好路线。

但是，内战结束后，探险的全盛期终止了。探险的费用十分昂贵。陆军仍然时而组织探险，但海军却无此能力——儘管它显示了它仍能成功地航行于敌对国家的水域里，如在1884年，3艘海军舰隻在格陵兰以西的水面上救起了陆军探险团的7名倖存者。然而，儘管官方采取了不鼓励的态度，海军人员在19世纪80年代还是进行了两次重要的探险活动。一次以悲剧而告结束，另一次开始时是成功的。

第一次航行探险活动是由乔治·华盛顿·德·朗海军上尉指挥的“珍尼特”号轮帆船远航“至白令海峡以北世界的那个未知地方”。由于海军没有批准这次活动，“珍尼特”号和它的航行费用都是由纽约一家报纸的经理提供的。当该船于1879年7月离开旧金山时，德·朗在他的航海日誌中写道：“在送别仪式上没有看到一位海军军官的踪迹。”为了搜索一名实际上已安全返回的挪威探险者，“珍尼特”号略微等待了一些时候，结果在离开旧金山刚刚两个月后，就陷入浮冰群中无法移动。“而正是在这个位置，‘文森尼斯’号帆船曾于1855年毫无困难地到达过”，德·朗忧愁地写道。

11月底，“珍尼特”号曾经短时间地通过冰群进入一条“运河”。“我们在连看一眼都害怕的林木的碾压和呻吟中，在冰块的破裂和颤抖中，被推着、挤着、压着通过了这段运河”——完全靠着月光前进，以免再次陷入冰群而无法移动。已经看到了不祥的兆头：在月亮的周围出现了血红的晕光；黑色的极光在移动中遮蔽了星光。温度计完全凝结。有19个月之久，“珍尼特”号一直被困在冰群中，直到1881年6月12日，它被撞碎为止。此后，探险队员登上小船。只要可能，他们就用桨划，靠风力前进；在浮冰挤过来时，他们就把船拖过冰块。他们一直朝着最近的海岸——西伯利亚前进。

在一阵暴风中，有一艘船和它的船员永远消失了。另两艘船终于上了岸，但它们失散了。34人在旌旗蔽天、锣鼓彻地声中离开了旧金山。有22人淹死、冻死或饿死在北极。德·朗是牺牲者之一，他死于饥饿和受极光的照射[扫校者註：原文如此，疑似翻译有误，应为过强的日光紫外线照射，而不是极光。]。第二艘小船的船长查尔斯·梅尔维尔总工程师是活下来的倖存者之一。他于1882年返回北极，以便寻找并带回尸体。

但是，或许这次史诗般的悲剧中最生动的部分是有关私人的生活。德·朗离开旧金山时，结婚只有几年。他和妻子仍然处于热恋之中。15年后，当她已是一个老人时，有人劝说她写书以记述这次磨难。通过追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