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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西方并非有意但却是直接地给予日本的第一个礼物是长达15年的衝突。

内战于1868年以保皇党取胜而告终。但老的天皇去世了。新天皇选择的象征其统治的年号是“明治”，意即“开明的统治”。他的确实行了这样的统治，因为不仅是老天皇，而且是整个幕府体制都已经消亡了。

明治天皇新的开明的统治概括在《五条誓文》中，其中包括“富国强兵”。这是一句老话，但可以赋予新的解释。因为从亚洲各国的例子中，新日本的领导人看到了摆在前面的两条道路：要么他们的祖国变成西方的殖民地，或在经济上，或在政治上，或两者均是；要么保持独立——如果它能同它的新的潜在敌人一样强大的话。

考虑到他们的国家新近遭受到的巨大创伤，日本人竟能非常清楚地看到国家未来的道路，并且团结一致地走上这条道路，这是令人吃惊的。他们懂得，海洋不再像过去几个世纪一样一直是他们的屏障；相反，它已成了潜在危险的通道。因此，他们不仅加强了陆军，而且还立即创建了一支完全现代化的海军。在内战期间，各派均获得了一两艘军舰，战争结束后，倖存的军舰立即由帝国控制；6年以后，即1872年，日本帝国海军成了政府的一个部门。由于日本当时自己还不能建造军舰，这就为西方造船厂提供了好生意，英国和美国的一些公司急切地抓住了这个机会。然而，至少有一个美国人看到了其中严重的含义。在1864年美国处于内战期间，联邦的一家船厂为日本建造了一艘军舰，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想把它拿过来交给联邦的舰队。韦尔斯征求国务卿威廉·H·西沃德的意见时，得到了一个毫不含糊的回答——立即接管；因为，根据西沃德的意见，日本不应该拥有这艘军舰，原因有二：第一、这艘军舰对联邦舰队确实有用；第二、他说：“如果他们得到这样的军舰，他们将开始干起海盗的勾当，在海上兴妖作怪。”西沃德发表这种意见时，距海军部长多宾给佩里写乐观的祝贺信刚刚过去10年。对比之下，西沃德的话确实是一个不祥的指路牌，指明了未来发展的情况。

在马修·佩里为他划时代的日本之行进行准备并付诸实施的同时，海军上尉马修·莫里(仍主管华盛顿的海军观测站)正着手实现他自己的宏伟计划。马修·莫里1806年生于维吉尼亚州，是个地道的南方之子，但他不赞同南部的奴隶制。然而，他虽不赞成奴隶制，却更为担心南部的生活方式可能被强大的北部经济所破坏。他设想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在1851-1852年开始形成。当时，在海军上尉威廉·L·赫恩顿和考试及格的候补海军军官拉尔德纳·吉波恩的指挥下，海军探险队对亚马逊河进行了考察。他们考察的正式目的是估价这条河流的适航性，并且探明巴西同美国贸易的捷径，但莫里私下命令他们要为南部的种植园主找到土地。如能找到大片合适的土地，莫里的打算是将数以千计的奴隶迁出美国，在一个不会受到北部经济威胁的地方重建南部的经济。

当然，此事毫无结果，但这一异想天开的计划却说明了奴隶制问题的日益紧迫性和南北方的意见分歧。此后不久，伊利诺州的一位律师发表了一篇演说，这次演说后来闻名于世。由于反对同墨西哥的战争，亚伯拉罕·林肯失去了在国会的议席，重操律师旧业。现在，为了再次担任公职，他在芝加哥西南125英里处的小城皮奥里亚发表了演说。他宣称：

奴隶制起源于人的自私本性——反对这一制度是基于人类对正义的热爱。这些原则是永远对立的。当奴隶制蔓延，导致激烈碰撞时，随之而来的便是不停顿的震惊、痛苦和剧变。

每一个美国人都缓慢而清楚看到，密苏里妥协案正在失败，并且不会再有妥协。1858年，在皮奥里亚发表演说的4年以后，林肯在竞选参议员的演说中宣称：“我相信这个国家不能永远忍受一半是奴隶一半是自由人……它将会或是前者或是后者。”他多次加强语气，作了一个骇人的预言：

自从提出结束奴隶制的政策以来，现在已经进入了第5个年头。这项政策有确定的宗旨和大胆的承诺，即结束对奴隶制的煽动。在实施这项政策时，煽动不仅没有停止而且还在不断加强。我认为，在出现危机和渡过危机之前，这种煽动将不会停止。

究竟是什么样的危机，他没有也不可能具体说明，但是，危机已在迫近。1860年11月，林肯当选为美国第16任总统，同年12月，肯塔基州参议员约翰·J·克里坦登(一位南方人，但强烈支持联邦成为一个整体)作了一个毫无希望的尝试，建议把自由人州和奴隶制州之间的分界线向西延伸至太平洋。这是一次保护联邦制的真诚的尝试，但是不可能实现。林肯和他目前所领导的党派已宣誓要阻止奴隶制任意的和进一步的蔓延。由于克里坦登主张妥协的企图没有成功，危机便迫在眉睫。1860年12月20日，南卡罗来纳州议会在查尔斯顿一致宣布：

南卡罗来纳州同其他州之间目前存在的以“美利坚合众国”命名的联邦特此宣告解散。

第十五章许多令人高兴的星期天

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的就职演说对他的“心怀不满的同胞”清楚地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正是他们，而不是他，将就“内战这个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