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的6个月任期本来可能是很平静的；但是，与第二年春天派出的部队相比，它好似一阵强烈的飓风。1802年5月，理察·莫里斯海军准将率领5艘快速帆船和1艘多桅纵帆式帆船抵达直布罗陀。他对的黎波里半心半意封锁的效果，可以从“富兰克林”号商船的事件中得到验证。这艘商船在得到海上是安全的不断保证后从马赛启航，但很快就被的黎波里的海盗船捕获。它们的母港当时正被“星座”号快速帆船“封锁”，但它吃水很深，因此不得不远离港口，甚至不能看见港口。但是，当被俘的“富兰克林”号在大白天被带进的黎波里港时，已被激怒的舰长可以瞧见它，它也能瞧见舰长。但“星座”号只是在一旁坐视。
这种对“观察支队”任务的理解过于机械。美国在该地区的领事们比他们的海军同事要好斗得多，因此他们开始感到失望。“我担心美国对巴巴利国家的全部目标都要化为泡影，”一位领事写道，“除非采取某些紧急的措施来改变我们的财富不断损失的状况(而且我也不知道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措施)，美国将会很快被迫放弃整个地中海。”写这段话的领事认为他在美国要比在地中海有用，于是，他就乘船回国，以便报告当地的情况。他名叫威廉·伊顿。当他走到的黎波里到费城之间的某个地点时，他获得了应采取什么样的“紧急措施”的灵感。
杰斐逊总统同样也不满意，因为这涉及他的政府的威信。艾尔伯特·加勒廷写信给杰斐逊说：“我认为购买和平和进行战争的费用，究竟哪个便宜，仅仅是一个计算问题。”在加勒廷的崇高的世界里，一切事物都“仅仅是一个计算问题”。他在这样做时一定会很痛苦。
在1802年2月，国会已经授权总统全权决定是否把海军用于“进攻行动”。第一个措施(莫里斯海军准将和他的官兵)已经证明极其缺乏进攻性。它的主要问题很快就找到了——错误的军舰、错误的人——因此，在1803年2月，国会决定拨款建造4艘适于内河作战的浅水军舰。它们的武器也是设计用于轰击海岸的。二桅船“海妖”号和“百眼巨人”号每艘装有2门普通的12磅炮、所谓攻击敌舰的“长炮”以及16门能在近距离发射重磅炮弹的粗而短的24磅炮。同样，多桅纵帆式帆船“鹦鹉螺”号和“雌狐”号每艘装备有2门“长炮”和12门18磅炮。这就更加像个样子了。现在，快速帆船将能在沿海巡逻，同时，较小的舰隻将能实施近距离攻击——如果指挥官给予它们机会的话。莫里斯的不战斗态度必须结束。1803年6月21日，他奉命返国，准备接受海军的正式审查和撤职。甚至在他离开地中海之前，由爱德华·普雷布尔(旗舰为“宪法”号)指挥以及由“普雷布尔的水手们”充任军官的新舰队已经开始西驶，准备进行一年的战斗——一年的传奇故事和众多的光荣。
爱德华·普雷布尔，42岁，从17岁开始就是一名水手。在18世纪的最后25年中，他的生涯和同时代众多的人是完全一样的。他的少年时代的最后两年在海军中当列兵，接着在州海军的一艘军舰上当海军准尉——儘管他是缅因人，却在麻萨诸塞州的海军中当准尉。独立革命后，他在商船队中找到了工作，并且学会了如何指挥近海和远洋的航行。依靠这些经验，他在准战争中获得了美国海军上尉的军衔。此时，他指挥二桅船“皮克林”号，在海军最高司令官海军准将约翰·巴里指挥下，在西印度洋活动。
这些情况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并没有多少特殊之处。但是，巴里是优秀的导师，而这位学生也特别能干。到1799年，普雷布尔已经取得了足够的杰出的成绩，并且晋升为海军上校。随之而来的是担任了快速帆船“埃塞克斯”号舰长。在他的指挥下，“埃塞克斯”号成了美国第一艘绕道好望角进入印度洋的军舰。
他是一位大胆的指挥官，掌握了海上作战的艺术，然而作为一名支队指挥官，仍需接受考验。他严守纪律，脾气急躁，而且因为在东方的航行中患了溃疡而变得更加急躁。这使他在横越大西洋航行的初期，在他指挥的军官中不得人心。但在1803年9月14日晚，这些年轻人在军舰慢慢驶向宜布罗陀时，开始了解到这场战争将会如何进行。黄昏时，他们看到了一艘陌生的帆船，但由于距离过远而无法识别。当夜幕降临时，普雷布尔小心谨慎地逐步靠近。能够肯定的是，这艘帆船和他的一样，是一艘军舰。它的目的、国籍甚至大小，仍然是一个谜。看来很可能普雷布尔和他的部下甚至在进入地中海之前，就要进行第一次战斗。
“宪法”号的甲板上已经作好战斗的准备。在甲板下，炮手作好了射击准备，多少双眼睛紧紧盯着，以图在朦胧中找出某些迹象。终于这艘陌生的船驶到了足够的近处。“是什么船？”普雷布尔高喊道。这是一个标准的国际提问，而标准的回答应当依次为：国籍、等级、级别、船名、舰长名。但是，从甲板传过来的却是反问：“你是什么船？”如果因这种破坏惯例的行为而震惊，普雷布尔一定会说：“我先问的。”但是，他却答覆说：“美国的快速帆船‘宪法’号。”然后再问：“什么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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