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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玉莲平时人缘不错，所以当她找到街道办事处的郭阿姨时，郭阿姨满口答应为我找一份工作。其实，郭阿姨只是分管计划生育的街道干部。当她在我家像个男人一样拍着胸脯豪爽地答应给我找工作时，我盯着她肥胖的脸想，她是不是在吹牛。事实上，郭阿姨确实为我的工作费了不少力气。当她把我领到一家食品公司见工后，我才相信了她的能力。于是我就在那家製造很多好吃东西的食品厂当了一名勤杂工。

然而，我在那家食品厂没干几天，就被解僱了。

我被解顾那天回家后，顾玉莲对我嘆了口气，她说郭阿姨己经来过了，我的事情已经通过郭阿姨的嘴巴传到了顾玉莲的耳里。我没说什么，上楼进了自己的卧房，我等待着顾玉莲的离开，她终于出了门。她一出门，我就下了楼，进入了她的卧房。顾玉莲的房间里有种阴湿的潮气。我在那种让我极不舒服的潮气中翻箱倒柜寻找那把钥匙。我不知找了多久，徒劳无功让我十分憋气，我真想放一把火把这房子烧了，那样或许我可以在灰烬中找到那把让我着迷的钥匙。我坐在潮湿的地板上，一股凉气从我的屁股直透我的颅顶。我抬起头，目光落在了顾玉莲的梳妆檯上，那上面放着一个小盒子，小盒子有些古老，上面贴着花，上着金粉。我眼睛一亮，我怎么就没有注意这个小盒子呢？

６

我从顾玉莲梳妆檯上的那个小盒子里找出了一把钥匙，那是一把黄铜钥匙，磨得光滑的黄铜钥匙，我不知道钥匙上面有过谁的指纹。我不能完全确定这把钥匙就是开哪扇门的钥匙，我藏起了它。伺机打开那扇门。

郭阿姨是个热心肠的人，她并没有因为我的过错被食品厂扫地出门后放弃对我的帮助，她还是不余余力地四处为我找合适的工作，可是，在她还没有为我找到第二份工作的时候，她就住进了医院。不到一个月，她就死了。她得的是肝癌，查出来己经晚期并且扩散了。她住院后，顾玉莲带我去探视过她，她躺在病床上，肥胖的脸蜡黄，我不相信她会很快死去。郭阿姨笑着望着我，还拉住我的手。她的手冰凉。我像是被一块冰冰冻着。我抽出了手。她微笑地对我说：“要有信心，你一定会找到工作的。”我没说什么，我只是想离开她，很快地离开她，她床头有一束白色的花。我知道人们都称这种花为白合。那一朵朵白合花是一张张苍白的脸，透着冰凉。我闻不到花香，我整个身体沉浸在药水的气味中。

离开医院后，顾玉莲说我是白眼狼，没良心，郭阿姨为我的工作操尽了心，我在她的病床前没有一句感激的话。我听不清顾玉莲在唠叨什么，大街上人来人住，车水马龙，我满脑袋都是百合花苍白的脸。有人说，郭阿姨的死和我有关，我是个不祥的人。谁沾染了我，谁就会倒霉。我想，如果我是个不祥的人，那么顾玉莲为什么还活得那么旺盛，快七十多的人了还没病没灾。

在郭阿姨死后没几天，雨季，我20岁的雨季就来到了赤板市。

我终于决定进入那对我关闭了20年的房间，是在这个雨季来临的前一天。

我在顾玉莲出门后就取出了那把铜钥匙。

我一直不能确定这把钥匙是否能打开房间的门。我忐忑不安地把铜钥匙插进了弹簧锁的锁孔，此时，我希望在深夜中的那种声音能够出现。我转动钥匙，我听到“咔嚓“一声，锁开了，我怔了一会，我没有马上推开这扇门，我得缓一口气，这一切让我觉得窒息。

我推开了那扇门。

房间里很暗，纵使在这白天里，我也不能看清房间里的东西。我的确不知道房灯的开关在哪里，我甚至怀疑这房间里没有灯。我闻到了浓郁的灰尘的味道，我找来了一把手电，借着手电的亮光，找到了房间电灯的开关。我把灯打开了，一道白光撕开了黑暗，房间里剎那间光明起来，白光把房间照得耀眼。我像在梦境一样开始浏览这个房间。就像我在梦中见到的一样，房间里的陈设十分简单，一张大床，床上铺着白绸布的床罩；一张书桌，桌面上有一个小镜框，我看清了照片上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合影。房间里还有一块白布蒙着的东西。我揭开了那块白布，是一架钢琴。我把上面落满了灰尘的白布盖了回去，一抬头，看到墙上有一个挂钟，挂钟的指针停留在十二点整上。我想起了梦中的那股幽香，我来到了床头，看到了那个双人枕头，我的手颤抖了，一咬牙，我伸手掀开了双人枕头，我看到了一朵鲜艷的玫瑰花，不一会，那朵玫瑰花就枯萎了，标本一样安静地躺在枕头下面。突然，一阵鸟鸣声让我的手震动了一下，枕头再一次把玫瑰花盖住了。那种清脆的鸟鸣声是从窗外传来的。我来不及去理会床底下的那个箱子，就拉开了厚厚的灯蕊绒窗帘，是这窗帘把光明挡在了房间的外面。

我看到了一张钞票，一张百元大钞正贴在窗玻璃的外面。

那张钞票上沾着血迹，淋漓的血迹，在阳光下闪着一种红色的诡异。窗外有风，可是那张血钞票紧紧地贴着窗玻璃，纹丝不动。越过血钞票看出去，可以看到作家肖爱红的楼房的窗口。我必须推开窗，才能取到那张沾着血迹的钞票。血钞票怎么会如此奇怪地贴在窗玻璃上？我的梦中没有这个情景。我推开窗，一碰到那张钞票，它如同有生命一般贴在了我的掌心。

就在这时，我听到了脚步声，上楼的脚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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