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楚之荆蒙”。除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七《湖广》三荆门州附《蒙山》外，《大明一统志》和《大清一统志》皆有类似的记载。《荆门直隶州志》卷三十三《古蹟》说：“山庄在城西顺泉侧，老莱子居养亲处也。”
三是“楚之萧蒙”。此地原属于宋国，为宋公子鲍之封地，后为楚国所占，在今安徽萧县一带，清干隆间修的《颍州府志》载：“漆园城，在县河北三里，即旧蒙城，庄子为漆园吏在此。”
四是“新余之蒙”。即今江西新余县之蒙山。
......
抛开我的切实经历不谈，且让我作为一个考古学者来进行分析：
首先，从地望上看，历史文献是记载我“至南”隐楚，而不是“北上”。“鲁蒙”与“萧蒙”均为北上或东北方向，不符。而江西新余县（市）之蒙山而又过之太远。现荆门古蒙山是我由北至南，由宋、陈至楚的必经之地。还有人认为，我之所以不可能终隐于楚之荆蒙，是因为荆蒙离楚国的政治中心郢都太近，不适合作为隐居的处所。关于这点，对于真正隐者来说，隐身决非应到孤山老林或人间荒漠。何况荆门只是个过关小城。从文献上看，我正因为被楚王发现，不愿被其所制，才继续南迁。
其二，从所属上看，“鲁蒙”在我隐居时还不属楚国，即非传统楚之范围。即便荆蒙为“鲁蒙一率”，只能说明其家族过去有人迁移到了荆蒙一带，而非鲁之蒙山。
其三，从行踪上看，孔子游楚遇见我，只能是在城父、鄀郢、纪郢三个地带，鄀郢、纪郢离荆门蒙山都不远，入纪郢还是必经之地。而且楚惠王亲自访我，也应是在郢都周边，不可能跑得很远。
其四，从遗蹟与文化流传上看，荆蒙地域关于我的传说最多、最详，还可与所谓郭店楚墓竹简《老子》、《太一生水》等其它文物史料对应或互为佐证，这种对证其它三个地方都没有。
所以，今人并不需要我“復活”作证，也是可以搞得比较清楚的。
第廿九章逃隐蒙山92莞葭为墙
呵呵。
在上面，我老莱子也过了一把考古瘾，是非曲直，你们仍可争议。
我不想多说什么，且回归正题，把此生故事讲完——
自我决定停留于蒙山暂歇后，宗儿便领命，迅速向乡人恳请。
乡人看到我们一家老老少少，从鄀郢逃难而来，十分同情。一长者说，该乡平地皆有人家作田，只有山坡石缝间尚有少量草土，若要住下来，须辛苦些，他们亦可匀几分地出来相帮。
荆蒙可谓民风纯朴！
我们不再思忖，谢过乡人后，就去蒙山脚下测看地形。
这山还真不错，绿树草根纵横，且有湿地与阳光照射，气候清凉。
我叫宗儿在一眼泉涌之右侧不远处，将地段用锄头捡平些，借树枝为柱樑搭建草棚，让爹娘先安歇下来。
此即《列仙传》中所记我逃世“耕于蒙山之阳，莞葭为墙，蓬蒿为室，杖木为床，蓍艾为席，葅芰为食，垦山播种五谷”之形容吧。
也就是说，我当时居住的仅是茅草屋，以艾为席，与今天钢骨水泥墙与彩木屋檐的楚王宫式纪念建筑相比是两个概念。
与此同时，我又叫随迁的箫儿和其丈夫陵昭等去山上看有否可吃的根叶、野果等，本来所携带的还有些食粮，那是备给老父老母的，怕他们肠胃不好，不能消化野果根叶。
简单食补后，我就领着家人去清理、开垦所住坡边的草土，顺季点些瓜果、蔬菜种子。
乡民们也很热心，亦送来一些当地的特色食物与种子。
我们千感万谢后继续拓展田地。
不到几个月的功夫，居地就有些成形了，茅房院落始能遮风挡雨。
我年岁大了，简儿代替我跟周边小孩教书。
至于那些孩子来受教，送不送我们食物不太重要，关键是跟邻近们融合相处。
后来，当地人把我们曾居住过的地方尊称为“老莱山庄”，一直沿用着。
......
而今，一晃两千多年过去了，这里已完全没了过去的模样。
出于好奇或怀旧，我也曾沿着今人游览的方向巡视了一遍，感慨万千。
为了便于说明，我且引用一本较早的《荆门州志》作参考。
这本地方志，曾被现代领袖毛泽东于1960年10月在武汉视察时亲阅，被其称为“干隆年间修的最好的一部州志”，为清代荆门知州舒成龙所编。
现在的蒙山以及周边环境变化真是大啊，我都快认不出来了。
要寻觅两千多年前曾居住过的地迹，确实离不开这部州志中的老地图。
据《荆门州志.山川》：“蒙山”词条：“在州西门外半里许。汉名半月，隋曰峨嵋。后人以其形似象，又名象山。”
翻阅书中历史地图，蒙山地理位置在“荆门州城图”里标註得十分清楚。
从现代地图上看，象山（蒙山）划于现荆门市龙泉公园区域内，与南北连通的襄荆古道或称周道、秦楚大道（现207国道）仅隔一公里左右。
站在象山上望去，荆门古城地势险要，两山夹城，仅一条通纪郢之道，相隔百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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