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他心急火燎地回来,夫人的病情居然有所好转,他激动地流着眼泪与夫人拥抱亲吻。人们说,正是这种拥抱亲吻使他传染上了夫人的病,而且因此去世。现在我看着他们夫妻俩的合葬墓想,世间多数广场演讲者的家里,总有一位妻子等着,等得非常殷切,绝不会不等他回来就独自离去;一次次等待,直等到长眠在一处。
他们无法预料的是,长眠在他们隔壁的是黑格尔夫妇,黑格尔生前把费希特的激情演讲凝炼成了国家学说。这两家的小小墓区所迸发过的情感和理念,曾对德国产生过巨大的负面作用。尤其是费希特对于国家扩充欲望的肯定,黑格尔关于战争是伟大纯洁剂的说法,增添了普鲁士精神中的有害成分。但总的说来,墓主对以后的灾难没有太大的责任,因为他们不能想像由此而生发的极端性行动。
费希特的老师是康德,但康德与他们有很大的不同。康德终身静居乡里,思维却无比开阔。他相信人类理性,断定人类一定会克服反社会倾向而实现社会性,克服对抗而走向和谐,各个国家也会规范自己的行为,逐步建立良好的国际联盟,最终建立世界意义的“普遍立法的公民社会”。正是这种构想,成了后来欧洲统一运动的理论根据。
康德的世界蓝图没有国界,结果他的居息地也就早早地划出了德国。
其实“民族国家”观念和“欧洲统一”观念,看似抵牾,却组成了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悖论结构,两者互为基础,互为前提,相反相成,涡旋滚动。目前看来,原先东欧一些国家,往往更侧重于民族国家观念,而欧洲的其它部分,则更侧重于康德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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