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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斯这两河之间。两河流域中下游是一大片冲积平原，希腊人称为“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叫亚述，南部叫巴比伦尼亚。后者又分南北，北部阿卡德，南部苏美尔。

两河流域文明的兴起，是从南到北的。最早出现的是苏美尔城邦，时间在我们的神话时代；然后是阿卡德王国，时间在我们的尧舜时代；然后是巴比伦王国，时间在我们的夏。亚述崛起时，我们已是东周。

亚述、巴比伦、阿卡德、苏美尔，一个比一个兴盛强大，这可真是后来者居上。

然而亚述征服世界，却完全依靠武力。他们的统治也一样，其残暴程度与秦相比有过之无不及（见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第六章）。结果是他们的帝国连同他们的文明一併毁灭，而且不再復活。

这可真是印证了陆贾对刘邦说过的话：天下可以在马上获得，不可在马上治理。

有所不同的，是波斯帝国。

波斯帝国也是勃然崛起的。他们先是在中国进入春秋中期的时候，直接由部落联盟变成了王国，又在第一任国王居鲁士手上迅速变成了帝国。我们民族花了一千八百年才走完的路，他们一步就跨过去了。

幸运的是，波斯人并没有单纯依靠武力。

帝国第四任皇帝大流士是一个改革家，他跟秦始皇一样修建了国道和高速公路。从苏撒到小亚爱非斯的御道全程两千四百公里，另一条重要干道则西起巴比伦城，横贯伊朗高原，东至巴克特利亚和印度边境。这是他的车同轨。

同样，大流士也清楚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因此确立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为国教，但只作为精神寄託和号召，不强迫臣民信仰。这是他的独尊儒术。

大流士，是秦始皇加汉武帝。

此外，大流士还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制定了统一的货币制度，规定中央政府铸造金币，行省铸造银币，自治城市铸造铜币。相比较而言，马其顿帝国混合使用波斯的金币和希腊的银币，虽有利于商业，却不利于集权。

三种货币同时流通又分级铸造，大流士张弛有度。

这一事实也证明，波斯帝国是实行郡县制的。只不过他们的郡叫萨特拉皮亚，汉译为省，有二三十个，大多是被他们灭掉的国家，比如巴比伦省、埃及省、印度省，跟我们春秋战国时期改灭国为郡县一样。

波斯帝国的行省，每省一个总督（省长），一个省军区司令。省军区的上级是大军区，一共五个。大军区统辖省军区，最高统帅则是波斯皇帝。

行省的总督和司令却互不隶属，直接对皇帝负责。总督

身边还有皇室秘书，是皇帝的特派员和耳目。此外，皇帝还不定期派巡视员到各地明察暗访，通报社情民意。

有垂直管理的军政两个系统，有军政并立的地方行政制度，还有钦定的信仰、四通八达的道路以及沿途密集的驿站和兵站，波斯堪称中央集权的大帝国。

那么，大流士们的江山永固了吗？

没有。

公元前334年，马其顿军队入侵波斯。四年后，大流士三世兵败身亡，波斯帝国便万劫不復。

这又是为什么？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比方说，与希腊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帝国后期行省总督往往兼任军区司令，也跟中国晚唐的藩镇割据极其相似。西部各省总督甚至联兵反叛，中央集权名存实亡。

但，问题更在帝国本身。

实际上，波斯帝国过于庞大，结构则极其复杂。埃及、巴比伦、埃兰、腓尼基、以色列、希腊、印度，哪一个没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和文明，岂能只靠强权统合在一个圈子里？就算可以车同轨，恐怕也难书同文。

波斯帝国的统治基础，其实是脆弱的。

马其顿的基础就更脆弱，庞大的帝国几乎完全繫于一人

之身。因此亚历山大一死，他的帝国就分裂为马其顿-希腊、托勒密（埃及）和塞琉古（叙利亚）等独立王国，再也没有一种力量把他们重新整合起来。

有此力量的，是中华帝国。

中华帝国有此力量，是因为帝国之前有邦国，郡县之前有封建。邦国制或封建制的紧要之处，则在于诸侯的国，大夫的家，都臣属于天子。有这样一个天下共主，就不难实现文化认同。有同一文明做基础，发展为统一大帝国就顺理成章。至少，嬴政或刘邦称帝，远比空降一个波斯皇帝或马其顿皇帝要容易得多，也稳当得多。

何况此前的春秋战国，还在为帝国的诞生做准备。

天下共主，文化认同，五百年的预备期，这些都是亚述、波斯、马其顿没有的。所以，儘管中华帝国的初夜并非没有纠结，要封建还是要郡县也曾经引起争论，但项羽的分封天下终于失败，韩信和英布也都没能变成亚历山大死后的托勒密或塞琉古。中央集权大局已定，留给汉武帝的问题，是如何对付同姓诸侯王。

把王侯变成羔羊

同姓诸侯王是封建制度的后遗症。

不能说刘邦当年的决策是错误的。毕竟，从西周封建到秦汉建国，有八百年的历史。封建和邦国，也未尝没有制度的优越性。何况功臣要酬劳，不能不封异姓王；空白要填补，也不能不封同姓王。

更何况，分封只是分权，不是分裂。有一个“王国与郡县并存”的过渡期，比波斯帝国和大秦直接实行郡县制要相对稳妥，更比马其顿帝国的分崩离析好得多。

然而分权就不能集权，集权就不能分权。帝国与邦国不能兼容，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