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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要说明的一个要点：如果不事先看清楚事实的话，你、我、爱因斯坦，甚至连美国最高法院，也不能对任何问题都作出聪明的决定。爱迪生就很清楚这一点，在他死后遗留下来的2500本笔记中，所写的都是他面临的各种问题的事实。

所以，排解忧虑的第一个办法就是看清事实。让我们仿效霍基斯院长的方法吧：在没有以客观态度搜集所有的事实之前，不要想着怎样才能把问题解决掉。

如果你不对事实进行分析和解释，即使把全世界所有的事实都搜集起来，也不会对我们有一点帮助。

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讲，如果先把所有的事实都写下来，然后再作分析，事情就会容易得多。事实上，只要在纸上记下各种事实，把我们的问题明明白白地写出来，就能促使我们作出一个合理的决定。

中国有句俗语叫“百闻不如一见”。让我用实例来告诉你这种方法的成绩，我要告诉你，一个人怎样把我们上面所说的真正运用到实际生活中。

拿格兰·李克菲的事情来说。好几年以前我认识这人，他在远东地区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美国商人。1942年，日军侵占上海，李克菲先生正在中国。他在我家做客时，讲述了下面的故事：

日军轰炸珍珠港之后不久，又攻占了上海，当时我是上海亚洲人寿保险公司的经理。他们派来了一个所谓的’军方清算员‘（实际上是一位海军上将），命令我协助他清算我们的财产。面对这种事，我没有任何办法，要不就跟他们合作，要不就完了——而所谓完了，就是死在他们的刀下。

我只有遵照他们的命令行事，因为我无路可走。不过，我将一笔大约75万美元的保险费没有填写在清单上。我之所以不填进去，是因为这笔钱属于我们香港的公司，跟上海公司的资产没有任何关係。但我还是担心万一日本人发现了这件事，可能会对我非常不利。果然，很快就被他们发现了。

他们发现这件事的时候，我恰巧不在办公室，我的会计部主任则正好在场。他告诉我，那位日本海军上将当时大发脾气，还拍桌子直骂人，说我简直是叛徒、强盗，还说我侮辱了日本皇军。我知道他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我想我可能会被他们抓去关进宪兵队。宪兵队也就是日本秘密警察的行刑室。我就有几个朋友，他们情愿自杀，也不愿被送到那个地方去。我还有一些朋友在那里被审问了10天，受尽了各种酷刑之后，死在了那里。我现在也可能要被关进宪兵队。我该怎么办呢？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想我当时应该吓得要命。如果我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一定会被吓死的。

多年来，每当我担心的时候，总会坐在我的打字机前，打出下面两个问题，然后再让自己想出问题的答案：第一，我担心什么？第二，我能怎么办？

刚开始时我不会把问题写下来，只是在心里回答这两个问题。不过几年前我就不再那样做了。我发现，同时把问题和答案都写下来，能够使我的思路变得更清晰。所以，就在那个星期天的下午，我直接回到我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房间，取出打字机，打下了下面的那些内容：

第一，我担心什么？

我担心明天早上会被关进日本宪兵队里。

第二，我能怎么办？

对于这个问题，我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去思考，写下了我可能采取的4种行动，以及每一种行动将会为我带来什么结果。

1.我可以试着向那位日本海军上将解释这件事。可是他不会说英文，若是我找翻译对他解释，很可能会让他生气发火，那我可能只有死路一条了。因为他是个很凶残的人，我宁愿被关进宪兵队里，也不愿和他作无用的交谈。

2.这是最直接的一种——我可以逃走。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一直都在监视我。我在基督教青年会进进出出都要登记，如果我想逃走，被他们抓住后很可能直接被枪毙。

3.我也可以留在房间里，不再上班。但如果我这样做的话，那位日本海军上将就会起疑心，他也许会派人来抓我，根本不给我任何说话的机会，直接把我关进宪兵队。

4.星期一早上，我跟平常一样去公司上班。如果我这样做，那位日本海军上将很可能正在忙着，而忘掉了我的事情。而且他即使想到了，也可能已经冷静下来，不再来找我麻烦。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没有麻烦了。甚至即使他还来找我，我仍然有向他解释的机会，所以我应该和平常一样，在星期一早上去办公室，当做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等我把整件事情想通了之后，我决定采取第四个计划——和平常一样，在星期一早上去上班。之后，我鬆了很大一口气。

第二天早上，当我走进办公室的时候，那位日本海军上将坐在那里，嘴里叼着香烟，像平常一样看了我一眼，但什么话也没说。6个星期之后，天啊，谢天谢地，他总算是被调回东京去了，至此，我的忧虑也全都消失了！

正如前面所说的，我之所以能捡回这条命，大概就因为我在那个星期天下午写出了各种不同的情况，以及每一个步骤可能产生的后果，然后很镇定地作出决定。如果我不采取那样的做法，我可能会思想混乱，或者是犹豫不决，以至于在紧要关头出错。如果我没有分析我的问题并作出决定，那我整个星期天下午就会心急如焚，当天晚上也会失眠，星期一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