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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算写封信告诉她，我弄错了地名，可是她却连一点礼节常识也不懂……当然，这是我对她最不客气的批判。最后我还会撩起衣袖去告诉她，我对她的印象是多么的恶劣……可是，我并没有那样做，我儘量约束自己，克制自己。我知道只有愚蠢的人才会那样做。

我不想同愚蠢的人一般见识，所以我决定要把她的仇视变成友善，我对自己说：“如果我是她的话，可能也会有同样的感觉。”所以，我决定对她表示同情。后来我去费城的时候，打了个电话给这位老太太，当时谈话内容，大概是这样的……

我在电话里说：“某夫人，几个星期前，你写了一封信给我，我多谢你！”

电话中传出她柔和、流利的声音，问道：“你是哪一位，很抱歉，我听不出声音来？”

我对着手上的话机说：“对你来讲，我是一个你不认识的陌生人，我叫戴尔·卡耐基。……在数星期前，你听我电台广播，指出我那个无法宽恕的错误。把《小妇人》作者亚尔可德女士生长地点弄错，那是愚蠢的人才会弄错的事……我为了这件事向你道歉，你花了时间写信指正我的错误，我同时也向你表示谢意。”

她在电话里说：“我很抱歉，卡耐基先生，我是那么粗鲁地向你发脾气，要请你包涵、原谅才是。”

我坚持说：“不，不，不该由你道歉，该道歉的是我…即使是个小学生，也不会弄出像我那样的错误来。那件事，第二个星期，我已在电台更正过了！

现在我亲自向你道歉。”

她说：“我生长在麻赛其赛斯的康考特……200年来，我的家庭在那里一直很有声望，我以我的家乡为荣。当我听你说亚尔可德女士是纽海姆彼雪州人时，实在使我难过。可是那封信使我感到愧疚、不安。”

我对着手上的话机说：“我愿意诚恳地告诉你，你的难过不及我的1\/10。

我的错误，对那地方来讲并没有损伤，可是对我自己却有了伤害。像你这样一位有身份、地位的人，是很难得给电台播音员写信的。以后在我的演讲中，如果再有发现错误时，我希望你再写信给我。”

她在电话里说：“你这种愿意接受人家批评的态度，使人们愿意接近你、喜欢你……我相信你是一个很好的人，我很愿意认识你，接近你。”

从这次电话的内容看来，我以她的观点对她表示同情和道歉时，我也同样得到了她的同情和道歉。我对自己能控制得住激动的脾气感到很满意……以友善交换了对方所给的侮辱，这一点也使我感到满意。由于使她喜欢我，使我得到更多的快乐。

凡位居白宫的要人，差不多都会遭遇到人际关係学中这类问题的困扰。塔夫特总统也不例外……他从经验中获得了这样一个结论——同情是消解恶感最有效的药物。在他一本《伦理中的服务》的书里，塔夫脱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讲到如何使一个失望而有志气的母亲平息心中的怒火：

住在华盛顿的一位太太，她丈夫在政界有相当的势力。她缠着我快有两个月的时间了。要我替她的儿子安插一个职位。她还拜託了参议院中的几位参议员陪她来我这里，为她儿子职位的事说话。

可是那职住所需要的是技术人才。经有关主管推荐，我委派了另外一个人，继后我接到那母亲的来信，指责我忘掉了别人施予的恩惠，因为我拒绝使她成为一个愉快的太太。她的意思是说，只要我举手之劳，就可以使她快乐，可是我就不肯这样去做。她又说出她曾经如何劝说她那一州的代表赞助我一项重要法案。可是我对她却如此没有情义。

你接到这样一封信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如何用严正的措辞，去对付一个不礼貌而鲁莽的人，接着，或许就动笔写信了。

可是，如果你是一个聪明的人，你会把这封信放进抽屉里锁起来，经过两天后，再把这封信拿出来……像这类的信，迟上几天寄出，也不会受到什么影响。

但你两天后再拿出这封信来看时，你就不会投入邮箱，那就是我所采取的途径。

在那之后，我坐下来尽力用最客气的措辞写了封信，告诉她，我知道一位做母亲的遇到这种事情时会感到极大的失望。可是我坦率地告诉她，委任那样一个职位，并非由我个人的好恶，而是需要找一个合适的技术人才，所以我接受了那主管的推荐。

我表示希望她的儿子继续在其原来的工作岗位上努力，以期将来有所成就。那封信使她息怒了，她寄了一封简讯给我，对她上次那封信表示抱歉。

但我所委任的那个人，短时内还不能来上班。这样过了几天，我又接到一封署名是她丈夫的来信，可是信上的笔迹跟过去两封信完全一样。

这封信告诉我，他太太由于这件事而患上神经衰弱，现在卧床不起，胃中或许已经长瘤了。为了恢復他妻子的健康，他要求我，能否把已委任那个人的姓名换上她儿子的姓名，以恢復她的健康。

我回了一封信给他，那是给她丈夫的……我希望他太太的病况诊断错误。

对他所遇到的情形表示同情，可是要撤回已委派的人，那是不可能的，几天后，那人也正式接任……就在我接到那信的第二天，我在白宫举行了一个音乐会，最先到场向我和我夫人致敬的，就是这一对夫妇。

霍洛克应该是美国第一位音乐会经理人，他对如何应付艺术家，像嘉利宾、邓肯、潘洛弗，有20多年的经验。霍洛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