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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本书中会多处使用“太平军”这个概念，但是，拜上帝会和后来的太平天国从来没有自称过是“太平军”，他们自称“天军”、“天兵”，当时的老百姓管他们叫“长毛”，清政府管他们叫“粤匪”、“粤寇”、“发逆”、“粤贼”。一直到20世纪初，满清灭亡，民国乍兴，在各种着作中才逐渐有“太平军”之称。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当局正式下文，要求日后记述太平天国历史的作品不能再用“粤贼”等“诬衊”称呼。这是因为老国民党好多主力干将都出自广东，对于“粤寇”、“粤贼”这样的词彙十分敏感。）

附：韩山文《洪秀全之异梦和广西叛乱的起源》节选

（说明：这篇关于洪秀全早年生涯的叙述，是驻香港的瑞典传教士韩山文有关洪秀全“异梦”的早期记述，根据洪仁玕讲述所写，对洪秀全多有渲染和美化。）

韩山文《洪秀全之异梦和广西叛乱的起源》节选

（香港，1854年）

洪秀全本乡的全部人口仅约400人，大部分系洪姓族人。村落的前面仅有六间房屋，其后则有另两排房屋，有一条小径与此相接，第三排房屋的西边便是洪秀全父母的简陋住宅。在该村房屋的前面，有一满是泥水的大水塘，全村所有的污秽物和垃圾均被雨水衝到此处，成为灌溉施肥的丰富的水力资源。儘管对于不熟悉中国农村经济的人而言，它所散发的气味实在难闻。在该村左边紧挨着水塘处有一书塾，这是村童们念书的地方。他们和全国各地的书童一样攻读中国的古典着作，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从目前卑微的地位一跃而为帝国的高官显爵。

洪秀全于1813年降生在这个村庄，取名“火秀”；成年时又得一名，以表明他在洪氏家族中的辈分；后来，他自行给自己取了一个学名，叫“秀全”。秀全的两个哥哥帮助其父耕耘稻田和种植一些常见的蔬菜，他们的食物主要赖此供给。其家境较为贫寒，除了一些猪、狗和家禽外，仅有一两头耕牛，这些都是中国农户通常所拥有的东西。儿时的秀全很快就表现出非凡的学习能力，七岁时被送去上学。在五六年间，他已能熟诵《四书》、《五经》和《古文》、《孝经》等书，后又自行阅读了中国历史以及中国文学中一些较为奇异的书籍。所有这些书，他在初次细读后都能很轻易地领会其含义。于是，他很快便赢得了他的塾师和族人的称道，人们为他非凡的才华而感到骄傲，对他的前程抱有很大的信心，认为他有朝一日会高中进士，甚或会进入皇帝遴选最高级官员的翰林院，从而因其身居高位而光宗耀祖。有几个塾师自愿不收任何酬金而教他念书。

儘管他就读的有些私塾离家很远，他的家境也不很宽裕，但为了他能够继续求学，他的家人仍然乐于供其所需，有几位族人也为此而送给他衣服。他的老父亲在同朋友们聊天时，特别喜欢谈论其幼子才华非凡的话题。每当听别人夸他的儿子，他便会眉飞色舞，并因此而邀请此人来家中饮茶或吃饭，继续悠然自得地谈论他最喜欢的话题。

秀全约16岁时，他的家庭已贫困到无法继续供他念书的地步。于是，和村中辍学的其他少年一样，他在家帮着干些农活，或到山野放牛。在中国，这是那些因年龄太小无法干重体力活的人通常做的事。但人人都为秀全在家务农不能继续求学而感到惋惜。次年，和他同岁的一个朋友邀他伴读一年，希望通过和天分如此之高的人同窗共读而能够从中受益。伴读期满后，他的族人和朋友不忍其天资白白荒废在田间农活上，便聘请他担任本村的塾师，他因此得有机会继续安然地研读古书和修身养性。中国塾师的收入取决于入学学童的人数。通常的人数介于10至20人之间。少于10人，塾师的束修将不足以维持生计；多于20人，塾师授课时就较显吃力，因为他必须对每个学童单独施教，在书童牢记课文后一一听其背诵。每一名学生每年必须向塾师交纳以下物品：50磅米，充抵额外食物的300文现金，灯油、猪油、盐、茶各一斤；此外，按照学童的年龄和智能，每人尚需交纳1.5-4元的修金。在花县地区，私塾授课全年从不间断，仅在过年时间歇约一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塾师聘期已满，必须订立新的聘约，而改聘塾师一事时有发生……

县考时，秀全总是名列前茅，但他一直未能考中秀才。1836年，23岁的秀全再度赴广州应试。就在布政司衙门前，他见有一人身穿明朝服装，长袍宽袖，结髻于顶。此人不会讲中国话，所以请了一个本地人当翻译。这名外国人的周围聚集了许多人，他声称可以满足众人的愿望，说话时滔滔不绝，甚至不等别人发问。秀全挨到此人身边，打算询问自己是否会博取功名，但此人不等他开口就说道：“你将会赢得最高的功名，但不要悲伤，因为悲伤会使你生病。我为你德行高尚的父亲道喜了。”第二天，秀全在龙藏街又遇见了两个人。其中一人手持一部共分九册的小书，书名为《劝世良言》，他将全书赠给了秀全。秀全在考完试后将此书带回家，稍稍浏览其目录后便放到书架上，当时并不认为它有什么不同寻常的重要之处。次年，即1837年，他又赴广东省城应试。初考时他的名字高列榜上，但最终依旧名落孙山。他陷入深深的悲伤和不满之中，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