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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论民族主义者的政策在议会多么受欢迎，“高门”始终都将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土耳其民族运动视为对自身权威的挑战。自1920年5月协约国出台和约条款，在奥斯曼帝国引发国家危机以来，奥斯曼政府一直相信除屈从战胜国要求外别无选择。“高门”希望通过在短期内接受战胜国苛刻的条约，以换取长期较为有利的条件。而另一边的土耳其民族运动者则认为，奥斯曼帝国一旦签署和约，失去的领土和主权便再也无法收復。穆斯塔法·凯末尔及其支持者呼吁对协约国苛刻的条件说不，并抵制任何分治安纳托利亚的行为。

“高门”认为，在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和经济都一蹶不振的情况下，穆斯塔法·凯末尔和土耳其民族运动倡导对抗，将会招致灭顶之灾。根据和约条款，负隅顽抗可能连首都伊斯坦堡都不保。于是，奥斯曼政府将穆斯塔法·凯末尔与其他几位民族主义领导人以叛国罪告上法庭，并于1920年5月在审判亚美尼亚大屠杀的同一个军事法庭上，缺席判处这位“加里波利英雄”死刑。

历史将证明当时的大维齐尔及其内阁的判断是错误的：只有拒绝和约才能保全土耳其的主权，穆斯塔法·凯末尔也没有叛国。《民族公约》甚至没有用“土耳其”这样的字眼，而是用“奥斯曼”来描述国家。当奥斯曼政府使土耳其民族接受那份残酷的和约，并同意外国势力分治安纳托利亚时，凯末尔及其支持者终于忍无可忍。1920年8月10日，“高门”签订《色佛尔条约》，由此导致土耳其民族运动与其决裂。从那天起，凯末尔派便一直致力于撤销和约，并努力将签署和约的奥斯曼政府拉下台。

经过激烈的战斗，截至1922年，凯末尔派已在高加索、奇里乞亚和安纳托利亚西部三条战线上分别战胜了亚美尼亚人、法国和希腊，至此他们击败了在土耳其境内的所有外国部队。1922年10月11日，与希腊签订停战协议后，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于11月1日投票废除奥斯曼苏丹制。奥斯曼帝国的最后一位苏丹—穆罕默德六世仅在位四年（他于1918年7月，即一战结束前四个月，接替他同父异母的兄弟穆罕默德五世成为苏丹）便遭流放，于同年11月17日被送上一艘开往马尔他的英国战舰。

1923年7月在瑞士洛桑，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土耳其政府与战胜国重新签订条约。新条约承认土耳其独立，并大致保留其现有领土。得到国际认可后，土耳其共和国于1923年10月29日宣布建国，穆斯塔法·凯末尔任国家第一任总统。后来，土耳其议会授予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字面意思即“土耳其之父”）的称号，以表彰他在建立土耳其共和国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

如果当时的苏丹政府能够利用“阿塔图尔克”的运动抵制《色佛尔条约》的话，现在立于土耳其共和国版图之上的也许还是奥斯曼帝国。无论奥斯曼帝国在一战中遭受了多大的失败，接受苛刻的和约才是最终导致它灭亡的根本原因。

1918年10月战争结束后，双方士兵都归心似箭。第一批从中东战场打道回府的是战败方同盟国的士兵。根据停战协议，利曼·冯·桑德斯负责监督德国士兵撤出奥斯曼帝国境内。一开始，已抵达伊斯坦堡的德国与奥地利部队被船运至敖德萨，再取道乌克兰回德国。但接下来，美索不达米亚第六军的1200名德国和奥地利士兵花了数周才抵达伊斯坦堡，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德奥士兵亦是如此。据利曼估计，到1918年12月下旬要运送约1万名士兵。他弄来5艘汽船，以便直接将士兵从伊斯坦堡载回德国。1919年1月底，利曼与120名军官及1800名士兵一起登船，踏上了漫长的归途，返回他们被战争摧残的家园。德国与奥斯曼帝国的联盟也就此终止。[15]

当时仍有大批奥斯曼军滞留在被协约国占领的土地上。法赫里帕夏—奥斯曼军驻麦地那部队总指挥—成了最后一位投降的土耳其将领。虽然在战争接近尾声的那几个月里一直遭到围困，但他们还是靠限额供应补给挺过了那段日子，并遏止了任何投降的苗头。停战后，英国驻埃及高级特派员雷吉纳尔德·温盖特写信规劝法赫里投降，但遭到这位固执的土耳其将军斩钉截铁地拒绝。法赫里回復称：“我是一名奥斯曼帝国人，是穆罕默德的后裔，是巴里贝伊的儿子，是一名军人。”法赫里对奥斯曼苏丹忠心耿耿，对麦地那的先知清真寺充满敬意，因此他绝无向英国人屈服的意愿。[16]

停战已有十周，但奥斯曼军驻麦地那部队仍在坚持。阿拉伯部队威胁要硬闯该城，法赫利帕夏便把自己关在藏有大批弹药的先知清真寺里，扬言称宁可将神龛炸为灰烬，也决不投降。然而，他手下的士兵因补给匮乏已经意志消沉数周，听闻战争结束，这些士兵更是将他们的长官抛诸脑后，向阿拉伯部队投诚。最后，刚烈激昂的法里赫于1919年1月10日被说服，将圣城麦地那交给哈希姆的部队。据埃米尔阿卜杜拉回忆称，法里赫从麦地那出来后“既压抑又愤懑”，“像困兽一样四处游走，却找不到出路”。他在延布港受到应有的尊敬，随后登上一艘驶往埃及的英军驱逐舰，从此沦为战俘。接下来数周，奥斯曼军在埃米尔阿卜杜拉的监督下撤离，其中的阿拉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