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堑壕战使入侵者付出沉痛的代价。英法士兵陆续被奥斯曼军捕获，或被其炮火击毙，不过更多的人则因伤病或炮弹休克撤出加里波利。穆兹罗斯、马尔他与亚历山大港的医疗机构已人满为患，越来越多的客轮被改造成水上医院，帮助治疗伤患。许多仍在战壕的士兵已被痢疾折磨得失去战斗力，却因协约国阵线人手不够而无法脱身。与此同时，恩维尔帕夏继续从安纳托利亚及各个阿拉伯行省抽调新的奥斯曼部队，增援加里波利半岛。若非基奇纳派遣5个师的兵力前往加里波利，入侵者早已难以为继。8月3日，基奇纳的“新军”陆续抵达澳新湾，准备发起新一轮攻击，一举攻占加里波利半岛。

地中海远征军总司令伊恩·汉密尔顿已花费数周改进8月的进攻计划。他意识到，协约国在赫勒思与澳新湾两地均处于不利地位。土耳其人在这两个位置均占据着制高点，俯瞰协约国部队，后者无法突破奥斯曼军战壕衝上高地。自4月25日成功登陆后，英军便一直被困原地，他们亟需突破。于是，汉密尔顿选择集中兵力，在加里波利半岛北部的澳新湾与苏弗拉湾（Suvla Bay）寻找突破口。

8月的进攻计划非常庞杂。首先，协约国会先发动牵制性攻击，以分散奥斯曼军在主战场的兵力。赫勒思的协约国部队将佯攻克里希亚南部的奥斯曼阵地，以防奥斯曼军指挥官，德国将军奥托·冯·桑德斯，从半岛边缘调遣部队增援澳新湾。协约国部队在赫勒思的进攻不会有任何援军，只能完全依靠已在当地登陆多时、疲于战斗的士兵。汉密尔顿集中基奇纳派来加里波利北部的3个师，把另2个师派往澳新湾以北、敌军疏于防范的苏弗拉湾海滩。他把新来的部队派往敌军最始料未及的地方，是希望能确保儘可能多的有生力量顺利登岸，重新恢復加里波利战役的机动性，让这些新到的健全士兵不受战壕的限制，进入开阔地，抵达澳新湾上方，被土耳其人称为安纳法塔（Anafarta）的那片高地，进而从侧翼包抄那里的奥斯曼军。

有一个师的生力军被派往澳新军团战线，参加在萨里拜尔山岭（Sari Bair Ridge）展开的多线进攻。这片山岭的三座山峰—“战舰山”（土耳其语为Düz Tepe）、“查纳克拜尔”（Conkbayırı），与“971号山”（Kocaçimen Tepe）—构成周围的主要地形。协约国指挥官将其视为通往达达尼尔海峡的要道。纽西兰少校弗雷德·韦特总结了上级的战略思路：“赢得山岭就等于赢得海峡”，即重兵把守的达达尼尔。“只要为海军打通海峡，君士坦丁堡就是我们的了！”倘若奥斯曼士兵被迫撤出这些山头，他们的阵地便变得不堪一击。一旦位于苏弗拉与澳新湾的部队加入战斗，整个奥斯曼第五军团便会被切断与外界的联繫，从而被迫投降。澳大利亚中尉奥利弗·霍格在写给妻子简的信中提到：“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制定整个计划，非常令人佩服。各种细枝末节都考虑妥当。现在只需看我们的战术是否能与战略相匹配。”[28]

8月6日，英军在赫勒思发起第一次牵制性进攻。罗伯特·厄德利就是在这场战役中沦为战俘。先是兰开夏燧发枪团的进攻，而后是奥斯曼炮兵成批轰倒英军。进攻第一天，共有3000名英军士兵参与战斗，死伤却高达2000人。8月7日，英军再次伤亡1500名士兵，却未能前进半步。另一边，奥斯曼军蒙受的损失更大。8月6日至13日，他们在赫勒思一战中伤亡或失踪达7500人。儘管如此，这次牵制性进攻却未能实现既定目标，即分散奥斯曼军在主战场的作战兵力。利曼·冯·桑德斯准确地判断出协约国在赫勒思的行动只是佯攻，于是他从南线调派部队前往北线增援。[29]

第二场牵制性进攻位于澳新湾东南方的孤松（Lone Pine），交战双方在此死伤率依旧居高不下。澳大利亚士兵成功发起白刃战，将奥斯曼士兵逐出位于喋血山岭（Kanlısırt）的前线战壕。8月6日至10日，奥斯曼军与澳大利亚军展开肉搏战，土耳其人认为，这场战斗是加里波利战役中最难忘的厮杀之一。澳大利亚人也对孤松之战印象深刻。一名叫威廉·贝勒布里奇的骑兵写道：“澳新军团参加的所有战役中，孤松一役最激烈也最血腥。”据土耳其官方记载称，约有近7500名奥斯曼军士兵在这次战斗中死伤或失踪。澳大利亚称其部队在此损失1700人。然而，与其付出的高昂代价相比，协约国在孤松并未占得多少领土，但至少澳大利亚士兵成功地把相当一部分奥斯曼军牵制住，为协约国在北部的萨里拜尔山岭与苏弗拉湾的大举进攻创造有利条件。[30]

由于火炮不足，澳大利亚士兵在其他三地的佯攻未能摧毁奥斯曼军的机枪，自己却损失惨重。他们对奥斯曼军一处名为“德国军官战壕”的阵地发起夜袭，结果两个排最后仅剩一人。澳大利亚轻骑兵团虽然一度在亡人岭（Dead Man’s Ridge）成功占领三条土耳其战壕，但因此后奥斯曼军大举反攻而伤亡惨重，最终被击退。儘管如此，真正体现加里波利半岛战役之无情的，是澳大利亚士兵在鞍状山脊发起的攻击。第一波派出的150名士兵，被炮火击倒在距敌军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