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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奇纳勋爵留任陆军大臣，他依旧是会议中最权威的人物（基奇纳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决策者，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时至今日，人们还是把英军在加里波利的失利归咎于邱吉尔）。他给了达达尼尔委员会三个选择：英国及其协约国盟友彻底放弃加里波利战役；或大规模派遣部队征服半岛；抑或继续向伊恩·汉密尔顿率领的小股远征军增派援军，期待稳扎稳打，最终征服加里波利。

委员会成员排除从加里波利撤军的可能性。他们担心承认失败会把摇摆不定的巴尔干列国推向对立面。届时，借用英国官方历史学家在谈到这次战役时所说的，“整个伊斯兰世界几乎定将起事”，这也印证了协约国战争策划者仍非常忌惮奥斯曼帝国的圣战。但委员会成员在派遣大规模部队与维持现状这两个选择之间犹豫不决。他们不知道需要多大规模的部队才能征服加里波利的土耳其人，也不知道派遣这样的部队需要多少时日。他们每多拖延一日，奥斯曼帝国与德国便多一天时间构筑防线，使加里波利更难以攻克。[5]

最终，基奇纳决定，派遣大规模的援军前往达达尼尔海峡积极参战。地中海远征军总司令伊恩·汉密尔顿请求增派3个师的兵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军一个师的编制在1万至1.5万人），以便协约国部队能打破澳新湾的僵局，进而攻下加里波利半岛。6月7日，达达尼尔委员会开会批准了增派3个师的请求。6月末，基奇纳决定再派2个师—共5个师—供汉密尔顿调度，助其拿下加里波利。第一批部队于8月初抵达前线。

1915年夏，英法士兵把加里波利半岛的农田挖成了一条条纵横交错的堑壕。法国士兵沿着一条宽阔的交通壕向前线推进，他们乐观地把这条交通壕称为“君士坦丁堡之路”，而火线士兵则沿着平行的“巴黎之路”撤回大后方。“摄政街”自前线向南伸展，穿过“皮卡迪里圆环”，与“牛津街”相交。一个极为复杂的战壕交汇处被称为“克拉珀姆交汇站”，与伦敦最大的铁路中心同名。还有十几条小战壕以在这里抛头颅、洒热血的团命名：“兰开夏街”，“马斯特尔街”，“埃塞克斯土墩”，以及“伍斯特平地”。最具讽刺意味的名字留给了前线：“海德公园角”，“主街”，还有最令人黯然的“希望街”。[6]

这些富有讽刺意味的名字并未能掩饰堑壕的恐怖。那些既在西线又在加里波利服役过的人认为，到目前为止土耳其战线更难攻克。法国下士让·雷蒙尼西在1915年6月给家人的信中如此写道：“两条战线都经历过的那些人觉得这儿比法国要糟糕多了。”对此英国人也有同感。A. P. 赫伯特声称：“在法国，除了正式进攻之外，一个步兵几个月不开枪也能活，也根本不会挨枪子儿。但在加里波利的那些壕沟里，土耳其人和基督徒每天都用手枪和炸弹互相攻击，晚上还爬出战壕在黑暗中拼刺刀。那里的士兵必须一直保持高度警惕，竖着耳朵，注意风吹草动，丝毫鬆懈不得。”[7]

战壕生活侵蚀着每位士兵的感官—视觉、听觉、味觉、嗅觉与触觉无一倖免。堑壕战对战斗人员的肉体与精神都造成严重损害。赫伯特描述的英军在加里波利各个战壕中的经历也同样适用于土耳其人。堑壕战中，入侵者与守军面对的脏乱与恐怖是相等的。

士兵一旦抵达加里波利，炮声便从此与他为伴。只是，遭炮击的多半是协约国部队。自从德国潜艇将英国战列舰逐出达达尼尔海峡入口之后，在海峡亚洲海岸的奥斯曼炮兵便可以无所顾忌地开炮，使法国阵线受损严重。加里波利半岛上的土耳其士兵占据制高点，俯瞰赫勒思与澳新湾，他们有条不紊地向协约国部队发射榴霰弹与炮弹。一位奥斯曼炮兵长称：“我们占据阿奇巴巴的最高点，因此能在任何时间开炮，发动对我们有利的攻击。”英法联军在定位奥斯曼军的枪炮位置一事上深感挫败。土耳其人运用伪装，让做诱饵的大炮故意冒出烟雾，以吸引协约国火力，再利用移动榴弹炮摧毁它们。奥斯曼军与德军朝在赫勒思与澳新湾聚集的入侵者肆意开火，炮火时强时弱，时近时远，不分白天黑夜地袭扰敌军。如此捉摸不定的威胁使衝突双方不时发生伤亡。[8]

整场加里波利战役中，土耳其人让入侵者领教了狙击的本领。最初，协约国部队对这些隐形杀手惊慌失措。奥斯曼狙击手把脸涂成绿色，躲藏在山地之中。这里的地形他们比入侵者熟悉万倍，所以他们能在敌军登陆赫勒思与澳新湾后渗入其后方。“就一直躺在那里狙击异教徒，直到他们自己也被打死，”A. P. 赫伯特如此写道，“他们都是勇者。”狙击手极大打击了入侵者的士气。“他们在训练中从未遇到这样的情况，”赫伯特继续写道，“他们痛恨这种‘盲目’的感觉；总是得担心头够不够低，总是得猫着腰走路，时时刻刻都得万分小心，这是很耗神的，但即使是片刻的放鬆都非常危险。凡此种种让他们提不起劲。”正如一位士兵在诗里写道：狙击手成天狙击，

子弹成天呼啸，

人们一个接一个倒下。[9]

入侵者及时从最初的惊惶中镇静下来，把自己也变成了神枪手。1915年5月中旬，惠灵顿骑马步兵团的G. T. 克鲁尼上士刚抵达加里波利数日，便与土耳其狙击手交火。他在5月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