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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勒卡默什被俄军击败后，那些从战场上死里逃生的奥斯曼第三军团士兵便饱受一位隐形敌人的折磨—传染病。1914年10月至1915年5月，共有15万身居土耳其东北部的士兵与平民患上传染病，这一数字远高过在萨勒卡默什牺牲的6万人。[1]

士兵成了诸多传染病菌的携带者。在接触病源数周之后，他们的免疫能力便大幅下降。他们吃了不干净的食物，喝了被污染的水，结果染上伤寒和痢疾；因长期不能洗澡，士兵还被携带斑疹伤寒的虱子与跳蚤骚扰。这些奥斯曼士兵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村镇里膳宿，又将疾病传染给当地百姓。如此交叉反覆，致命疾病便四处蔓延开来，终于，流行病在1915年的前几个月内大规模爆发。

位于埃尔祖鲁姆的奥斯曼医疗部门，之前已尽全力收治战斗伤员，现在几无余力应对这些疾病患者。由于军方医院只有900张床位，医疗部门只得征用埃尔祖鲁姆的各所学校、清真寺与政府办公楼。每天都有近千人入院求医，在传染病爆发的高峰期里，埃尔祖鲁姆的病患者人数最高可达到1.5万人。如此庞大的规模使食物与医疗器材迅速耗尽，这让伤患者的境地更加悲惨。埃尔祖鲁姆的病人有时接连两三天没有饭吃，士兵活活饿死在医院里。医疗部门也没有足够的柴火供条件简陋的医院在冬天取暖之用。伤患者的处境愈发艰难，死亡率急剧攀升。[2]

美国传教士在埃尔祖鲁姆开办的学校被改成了拥有400张床的临时医院，然而身兼大夫的传教士—爱德华·凯斯医生却发现，这种做法于救治无益，反倒加速了疾病的传播。房间里挤满了席地而睡的病人，根本无法将传染病毒携带者隔离。加上缺乏消毒和其他控制病菌的卫生手段，这些医疗场所迅速演变成了疾病的扩散中心。1914年12月至1915年1月，凯斯医生上报了6万起埃尔祖鲁姆的死亡病例。这种情况不仅仅出现在埃尔祖鲁姆。据驻特拉布宗的美国领事估计，从1914年入冬以来至1915年，这个黑海港城约有5000至6000名士兵与平民死于斑疹伤寒。当地的医生声称在流行病的高峰期，城镇中传染病的死亡率高达80%。[3]

如此艰难的医疗条件令医务人员面临着同样的致病风险。据凯斯医生称，一度约30至40名医生被隔离在埃尔祖鲁姆的“传染病医院”，“他们都染上了斑疹伤寒，最后至少近一半人没能挺过来”。在这种不利于健康的环境中工作了两个月后，凯斯医生自己也感染了斑疹伤寒，不过幸好最终康復。他比周遭的许多人都要幸运：据美国驻特拉布宗领事宣称，1914年10月至1915年5月期间，土耳其东北部有超过300名医务人员感染疾病死亡。救死扶伤的人接连病倒，伤患者更无人救治，病患死亡率也随之上升。

死亡令倖存的人们在1915年这个冬天倍感沉重。凯斯医生如此描述他在埃尔祖鲁姆目睹的惨剧：“死的人太多了，以致他们禁止白天下葬。待到晚上，他们才扒去死人的衣服，把他们一丝不挂地抬上马车，整车整车地往壕沟里送。我见过一个壕沟—或者只能叫作一个大坑—四处堆迭着尸体，摞起来都已填满了壕沟的一半。那些病死的人像垃圾一样被到处乱扔，很多人衣冠不整，头、手、腿，甚至私密部位都露在外面。后来的尸体就草草扔在他们上面，然后用土全部盖住。那个场景太触目惊心了。”凯斯甚至还见过仍未断气的人被活活埋进万人坑里。死亡的人越来越多，久而久之，活着的人也变得麻木了。[4]

作为萨勒卡默什之战的医务人员，阿里·利扎·埃提下士在流行病的高发期被调往埃尔祖鲁姆军医院工作。先前隔离区的主管染上了斑疹伤寒，因此埃提便接替他的职务。他发现这份工作需要成天与数百名传染病患者接触，非常累人，也非常危险。他几度请求调换岗位都未成功，因为越来越多的伤病患者来到，一个人刚死，就有新人来接手他的床位。上过前线的埃提认识其中一些伤员，对他们深表同情。看着这些士兵受苦受难，他愈发愤懑，一腔怒火都撒在了亚美尼亚人身上，怪他们让土耳其人饱受战争之苦。

还在萨勒卡默什时，埃提就对亚美尼亚人产生了强烈的仇视情绪。他时常控诉他们逃到俄军那里，供出奥斯曼军的阵地位置，出卖奥斯曼士兵。虽然此前他就曾暗自欣喜地描述了亚美尼亚士兵如何被其他奥斯曼士兵“意外”打死，但直到他去医院工作，才真正有机会把这份痛恨付诸行动。

导火索是埃提一位同乡的去世。这位老乡死前对埃提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从前线被撤回来，却被运输队的一个亚美尼亚卫生员遗弃在一条没人的沟渠里。他在那里天寒地冻地躺了两天，手脚长满冻疮。埃尔祖鲁姆的医务人员试图用截肢的办法拯救他的性命，但他终究还是没能捱过第二天。埃提对此怒不可遏，“可以想像得到这个亚美尼亚士兵该有多么卑鄙”，竟能就这样把土耳其人弃置不顾。“战争结束后，我们跟他们还能是同胞手足吗？我可办不到！报仇对我来说更容易些。我要给医院里的三四个亚美尼亚人下毒。”[5]

埃提下士最终报復亚美尼亚人的手段，比谋杀更为残酷。1915年1月，他滥用自己在医疗服务队内的职权，解僱并驱逐了亚美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