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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涵章伸着耳朵试图听到更多的信息，以便想办法蒙混过关。可还没有想到怎么脱身，那位张处长已经盯着他，开始问话了：

“你叫什么名字？”

“周耀祖。”

“有证件吗？”

“有的。在这里。”李涵章赶紧把证件递上去。

“你是干什么的？”

“做小买卖。”

“做什么小买卖？一下子带了五十块银元。这是小买卖吗？”文质彬彬的张处长说这话时，眼镜片后面的眼睛里忽然射出一道让李涵章如坠冰窖的寒光来。

李涵章几乎一点儿都没迟疑，立即装出一副害怕得要死的样子说：“长官，我把亲戚朋友全借光了，才凑了这些……”

“知道今天为什么抓你吗？”张处长看看李涵章身后一大溜等着登记的人，打断了他的话，问道。

“晓得，晓得。长官，我贩卖银元，我该死，我有罪。”李涵章做出一副胆小怕事的样子，忙不迭地认罪认错。

“你们这是扰乱金融秩序！按照军管会的规定，携带的银元一律没收，人民币可以留下。从明天开始，每天参加学习！”

“是！是！”李涵章一听“明天开始参加学习”的话，心里“咯噔”一下，无可奈何地想：先过了眼前这一关再说以后的事情吧。

全部人员登记完之后，所有被搜出银元的人在院子里集合。那名戴着眼镜的张处长随后宣布，他们犯了扰乱金融秩序罪，从明天开始集中学习新政策，学习好了并保证以后不再犯，就可以回去。学习期间每个人每天交五千元的伙食费。然后，这些人便每十人一组，关进了不同的房间。

李涵章他们这一组的组长是个年轻人，一坐到草铺上，就连声嘆气，说自己冤枉得很，一下被没收了二十块银元。

李涵章听了，凑过去劝他说：“我才是冤枉哦，我是来换人民币的，头一遭来，就撞到枪口上了，被没收了五十块银元。”

年轻组长一听李涵章这么说，敢情还有比自己更倒霉的，心理就平衡了些，不再嘆气了，坐在那里跟李涵章摆了几句龙门阵之后，便站起身来，开始按照刚才张处长宣布的要求，履行他的学习小组组长的职责，开始给这些倒霉蛋子分配铺位。

第二天，银元贩子周耀祖就在衣冠庙里开始了“新生活”。在解放军战士的看管下，他每天上午和其他银元贩子一起扫大街、通水沟、除杂草、刷标语；下午在那个年轻组长的组织下，学习军管会关于取缔金银市场的布告。

对李涵章而言，他要想不动声色地接触一个人，几乎是心想事成。因此，一天不到，他就取得了那个年轻组长的信任，并且知道了他的名字叫王新发。第二天，王新发便利用组长的权力，把银元贩子周耀祖的铺位，搬到了与自己相邻的、靠东墙的好位置上。

夜里，银元贩子们睡不着，全都悄悄地和旁边的人摆龙门阵。李涵章和王新发閒聊时，知道他竟是成都警察局第二分局供给科管物资的小警员，平时就靠着从仓库里倒腾点儿紧俏东西出来，换点儿小钱花花，所以，安乐寺那个地方，他常来常往，之前从没有失手过，没想到这一次还没出手就“栽”了。

一听说王新发是成都警察局的，李涵章警觉起来。因为他知道，成都警察局下辖的十三个分局当中，安插有不少军统特务。中统和军统，历来矛盾重重。所以，他和王新发说话，也就更加小心。不过，借着摆龙门阵，他还是从王新发口中套出了不少关于成都警察局的情况：从新年开始的第一天，也就是成都军管会成立的当天，那个盘问他们这批银元贩子的张处长，就带着一批解放军代表，来到了华兴街的国民政府成都市警察局，宣布警察局自当天开始，由解放军接管。

王新发还告诉李涵章，他被召去开会学习时，见过那个戴眼镜的“张处长”。那人名叫张振中，是军管会公安处的副处长，专门负责接管警察局的全面工作，同时负责重点清查潜伏下来的军统、中统漏网特务分子。

说到张振中，王金髮躺在铺位上兴奋起来，“别看跟个秀才一样，枪法好得很！保警大队的一伙儿人，往崇宁山里倒卖枪枝，被军代表查到了，刚一问话就动武。听说还没等那帮不识时务的龟儿子摸到腰里的枪把子，隔着四五丈远，张处长一耍大肚盒子，就把四个人的帽子打飞了。子弹硬是个个擦着头皮钻过去的哦，烧焦了头髮。四个人，硬是没有一个伤到皮肉，把那帮龟儿子吓得尿了裤子。”

李涵章听着这些话，想起那个书生模样、面容和善、文质彬彬的张处长盘问自己的过程，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

关于公安处接管警察局的情况，王新发还告诉他，接管工作开始后，只抓了那些平时欺压百姓、背有人命的傢伙，和被确证是中统、军统特务的傢伙。剩下的一般的警员、职员，愿意继续干的，就留下来各安其事，各司其职；不愿意干的，就发点儿遣散费，放你回家。

王新发就是属于不愿意干的那一拨儿。第一，他觉得自己这么多年捞够了，不如回大邑老家购置点儿房产，再娶房媳妇，安安然然过自己的小日子；第二，他觉得自己在旧警局捞钱儿的那点儿烂事儿，早晚会被军代表查出来，要不就会被同僚供出来，因为那个关口，连平时喝酒喝成过命弟兄的，都有可能为了邀功，去找军代表揭发检举。所以，王新发索性领了遣散费，打算把不准流通的银元兑成人民币之后，就回老家大邑。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