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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逝世10年之后，即1979年，“三家村”冤案平反。1984年是吴晗诞辰75周年、逝世15周年，生前他曾任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学会事前筹备开纪念大会、出版《吴晗史学论着选集》，他原为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建“晗亭”届时揭幕（邓小平题字），学会理事分工，我承担在首都博物馆举办“吴晗纪念展览”。布展期间，我从定陵取来几张照片，放大展出。开幕前夕，吴晗的胞妹吴浦月来了，面对照片，问我当时情况，我极力按捺住激动的情感，儘量把话题扯开：大约在1957年前后，吴晗要出访埃及，特地来到定陵，问我要不要带回一点关于发掘金字塔的资料。我告诉他这类资料图书馆可以找到，从定陵出土器物看，急需一些国外对出土文物的修復、保存等书籍。此后不久，他陪同驻埃及大使陈家康夫妇到定陵参观，顺便将厚厚一本修復文物的英文书交给我。我试译了其中的重要章节供参考，挺费力，没译完就放下了。说到这里，我把吴晗与陈家康夫妇的合照指给吴浦月，她一直默然不语。我又讲述了一些多年来吴晗关心北京文物考古的事例，她仍然默默不语，后来我讲他关心定陵发掘报告以及多次指点我读书记笔记的情况。讲述之间，也许无意中流露了我的深切怀念之情，万万没有料到，她竟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紧紧抱住我嚎啕大哭起来，我一时茫然，不知所措。

事隔不久，《吴晗传》作者之一王宏志来找我，说要补充一点吴晗与北京文物和定陵发掘的史实。当时发掘报告正在编写，尚未完稿，一提定陵这块心病，我又哽咽起来，谈话无法进行。我们是先后同学，也许他不会怪我失态。没过多久，侯仁之教授介绍美国人马紫梅女士来访，她也要写一本英文本《吴晗传》。事先约好时间，我有了一点心理准备，谈了一些吴晗关心北京文物事业的例子，她满意地走了。然而就在送走马女士之后时间不长，吴浦月也带着无限悲伤和遗恨，寻找她的胞兄去了。我满怀悲痛之情参加了她的葬礼。

定陵发掘报告久久不能问世，师友们偶尔问及原因，我也讲述一些情况，做点解释，自然也流露一点情绪。有的同行知道一点内情，衝着我说几句歇后语发牢骚：你不就是拉磨的驴吗，报告写不写关你屁事，咸吃罗卜淡操心。他的意思很清楚，安排不安排整理髮掘报告，有领导在，你，小干部，是“小驴拉磨”，听吆喝的。有的师长劝我：既如此，你可以考虑写一篇“备忘录”，在《考古》杂誌上刊出，至少可以取得国内外同行的谅解。发掘期间，工作记录之外，我也零星地记了些日记，以备查考。但“文革”中大都丢失了，时间、地点、人物记不大清，“备忘录”不好着笔，一直没有写。现在好了，发掘报告出版，一代皇陵工程终于最后结束，我如释重负，再也不用“备忘录”了。

行文至此，本可结束了，但猛地想起，热心的读者也许关心多少年前那支工作队的去向，所以应该再唠叨几句。

白万玉，据他讲，“卢沟桥事变”后曾在他的老家张家口尤关县干过一阵游击队，跟日本人狠打过几仗。除去这段时间，他一生都在干考古，大家尊称他“白老”。定陵发掘没有星期天，两年多他也就在探沟和地宫中度过。他田野经验丰富，尤其长于修復器物，可惜工作队结束过早，没有发挥他的专长。回到考古所，不久退休，北京大学的考古专业又请他去讲过器物修复课，也带过同学的野外学习。他无子嗣，记得螟蛉子在电车公司工作，我去找过，却无结果。对于中国早期的考古调查，河南、陕西、甘肃以及解放前的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内蒙、新疆之行，他都有过详细的讲述，我也作过详细笔录，如能整理出来，对他应是个纪念。

于树功本是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秘书，工作队初建，他担负了一切行政事务，安排就绪后，又回到文物组。他是中共天津三位建党人之一于树德的弟弟（另二位是李锡九、江着元），青年时代与先烈李大钊有交往，送莫斯科学习，与乌兰夫、伍修权等同届。日本占领东北，回哈尔滨做情报工作，被告密入狱，判死刑，又改无期。几年之后，他竟说服了留学日本的青年狱医赵公民（解放后任吉林省卫生厅厅长，死于“文革”），结伴出逃，成为日本监狱内重犯逃脱仅有的一例。曾入煤窑，隐姓埋名做矿工。后回到北京，蹬三轮车为生，解放前接通关係。能说半句俄语，他却偏偏要做文物工作。“文革”中，为越狱一事又受衝击。晚年躺在病床上，我去看他，去一次哭一次，害得我不敢久待。只有一次，我们忆起当年有人曾以掘陵破坏“风水”为由，扬言要干掉我，他特地送我一把苏制匕首防身的事，两人不禁哈哈大笑。遗憾的是他去世时我在定陵写报告，未能见上最后一面。

刘精义这位当年的文弱书生，今天已是文质彬彬的学者，在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致力于北京史研究，写了几篇颇有见地的论文。他说并未放弃十三陵，正在作“明陵札记”，几十万言，不久即可成书。一提到健康，他总是说陵园中那日日夜夜的泥水生活锻炼了他，至今保持着熬夜的习惯。

李树兴是开工不久才到定陵的，清理工作中搞登记、保管，工作队解散留在定陵，“文革”中焚毁尸骨，他是目击者，听他讲过一些别人不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