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布政司计解万历三十五年分足色金一锭重拾两安宁州同知江鋐金户高如山金匠沈教
云南布政司计解万历四十壹年分足色金壹锭重拾两委官绍傅金户杜良金匠沈教
云南布政司计解万历三十六年分足色金壹锭重拾两委官通判张荐金匠沈教
云南布政使司计解万历四十四年分足色金壹锭重拾两委官魏元勋金户吴相金匠沈教
从中可以看出，金锭的贡地多在云南。儘管从文献上看，万历时的云南并不盛产黄金，但宫廷的搜刮仍然指向了这片偏远的边陲之地，该省每年要向朝廷纳黄金五千两，成为当时的一项沉重负担。有正直的朝臣看出了征收贡金的危害，上书劝谏：“云南大害，莫甚贡金榷税之事。”户部主事洪启初在给万历的上疏中也直言不讳地指出：“滇之害无如贡金一事。”然而万历始终没有理睬他们的奏请，贡金数量依然逐年增加。云南当地政府在无法满足朝廷供应的情况下，不得不向四川、贵州等地远道购买，有时甚至到京师通过商人高价收购，然后再转交宫廷。
交纳贡金虽由地方官吏筹措，但最终还是要转嫁到百姓头上，当地人民不仅要负担贡金的税收，还要经历运送之苦。由云南到北京万里迢迢，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史料中曾记载过一支护送贡金的大队，在渡过云南境内的盘江时，正赶上山洪暴发，五十多人被大水淹没，断送了性命。云南百姓在长期苦役的煎熬中，终于揭竿而起。万历三十四年，一万多人包围了矿监衙门，杀死了万历派驻云南的太监杨荣和二百余名官吏。杨荣的府宅被烧，尸体在烈火中化为灰烬。
当时的政治家魏允贞在评析万历一朝的时政时，曾指出：“金取于滇，不足不止；珠取于海，不罄不止；锦绮取于吴越，不极奇巧不止。”这段记载在揭露时弊的同时，也说明，当时的黄金多取自云南，正像丝织品多取自江南和苏杭一样。定陵出土的丝织品和金锭，和历史记载相互印证，达到了记载和实物的统一。
在万历棺内众多的殉葬品中，有两隻不太显眼的药罐。罐为金制，镶有长柄，但却没有其它金银玉器那样光泽鲜艷。金罐表面有多处磕碰磨损的痕迹，似经长期使用所致，很可能就是专为万历皇帝煎熬御药的药罐。
明代帝皇有病，煎服药物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和规定。太医院奉旨要派出四至六名御医，前去宫内诊视；在御榻前，先要膝行跪诊，然后合议处方开药。一种药要用两剂合成一服装在药罐中，罐口贴上“御药谨封”的封条，有太医院太医和内监共同监视熬药。待药煎好后，再分成两份，由御医或内监先试服一剂，证实无不良效果后，才将另一剂进呈皇帝服用。这套严格的制度，其主要目的是为皇帝的安全负责。
万历一生多病，经常服药一事，文献都有记载。但随着“国本之争”越演越烈，他以消极的方法怠工后，臣僚们便把他的病源归罪于酒色过度、精气亏损。早在1584年，儒史范儁就曾上疏谈到“人慾宜防”，并以禹不喜酒、汤不近色为例，恳请万历皇帝以美女、酗酒为戒。这位儒史也许没有考虑到“汤不近色”的真伪，更不会怀疑万历的病因。即使今天的明史研究者，尚有一些人与三百年前的臣僚持同一观点。其实，面对定陵出土的实证，应该打破这种近似偏见的结论。因为无论是棺内万历右腿蜷屈的痛苦形状，还是尸骨復原后，右腿明显地比左腿短的情形，都足以说明这位皇帝生前确实患有严重的足疾。有了这样的实物作证，而再以陈腐的观念，把万历的“足心疼痛、步履艰难”，一味地归结于贪恋酒色所致，这就难免有失历史公允了。
在万历头骨的右侧，放置着一个不大的圆形盒子。这个盒子的出现，开始并未引起大家的注意，只当是盛置小型精品的一般殉葬物。当梓宫的器物清理接近尾声时，发掘人员才将盒子打开。一经开启，几乎令人目瞪口呆：小小的盒子内，竟是一顶金光闪烁、富丽堂皇的翼善金冠！
这顶翼善冠，通体用极为精细的金丝编结而成，重量仅为826克。半圆形的帽山之上，挺立着两个状似兔耳的金丝网片，一颗太阳状的明珠高悬在两耳中间，两条金色的行龙足登帽山，正昂首眺望明珠，大有腾云追日之势。若能戴在头上，则天地人融为一体，给人以主宰苍生、容纳寰宇之感。像这样气魄宏大、造形精美的金冠，还是首次出土，堪称国宝。翼善冠的珍贵，除质地全为金线之外，还在于整体的拔丝、编织、焊接等方面的高超技术。它的出现，标誌着中国古代缕织工艺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
随着梓宫清理临近尾声，棺床的木箱也一个个打开。在万历棺椁的旁边，发掘人员发现了一箱着有文字的谥册。册为檀香木板做成，原本木色，不髹不染，每册十板，用丝绳缀结而成，外被织锦，内刻谥文。文皆阴文正楷，直行读，自右至左。册的两端木板不刻字，描金云龙纹。谥册的文字，实际是对万历一生功绩的概括和总结，全文次第排列如下：
维万历四十八年次庚申九月乙亥朔初
显皇帝
庙号
神宗伏冀
……
上帝左右俾冲入永赖洪麻觐
文考烈光四子孙茂膺繁祉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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