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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其昌拿起照相机，随着镁光灯的闪烁，拍下了开棺后的第一批资料。冼自强手拿画板，描绘着梓宫与器物的形制。其他队员忙着测量、编号、记录、登记……一切都按照考古手段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夏鼐和赵其昌默默地围绕着棺木仔细查看，俩人的心情相同，都在考虑着如何清理棺中这数以百计的殉葬品。万历的梓宫不同于两位皇后，它完好无损，高达1．5米，即使站在凳子上，也无法进行操作。如何既便于操作，又不损坏棺木和随葬品，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当天晚上，夏鼐把赵其昌找来，谈了自己的设想：“在棺木四周搭起木架，架上再铺木板，这样人可以趴在木板上进行清理。”赵其昌听后犹豫地说：“这样做，好倒是好，可太辛苦了。我们年轻人受得住，您正在病中，怎么支持得了？”然而，俩人考虑再三，拿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按这个方案试一试。

很快，万历梓宫的四周搭起了木架，铺上木板，人趴在木板上，探身棺内进行操作。

掀开锦被，里边露出了形态各异、色彩不同的道袍、中衣、龙袍等色彩纷呈的衣料。发掘人员按照放置的顺序，小心地拿出上层的一件道袍。道袍为素黄绫做成，设有纱里，右面开襟，腋下有带巧妙地将开襟绑住；道袍通体肥大，外形同今日道士所穿服装相类似，不同的是背后有错襟，两侧开口以至两腋，这样的造形，穿起来也许更方便些。底襟里面有丝线绣字，字迹清晰：

万历四十三年正月十八日造

长三尺九寸六分

绵九两

袍的里面放有纸条，文字除和绣字相同的外，另有：

本色素绫大袖衬道袍

袍身宽二尺一寸

袍内填有棉絮，但分布极不均匀。根据製造年月和袍的成色进行分析，这件道袍万历生前并未穿过。事实上，整个明朝的君主都崇尚佛教，而对道教都比较冷淡。朱元璋和朱棣两朝，都有佛门高僧辅佐政事。而当年还是燕王的朱棣，正是靠庆寿寺僧人道衍即姚广孝的帮助才夺得了帝位。万历的生母慈圣太后，生前多次捐献银两修缮佛庙，万历和郑贵妃邂逅之后，也时常双双到佛寺进香，以求佛祖保佑他们百年之好。明代君主对佛教的崇拜，是否与他们的祖先开国皇帝朱元璋曾当过和尚有关，尚无结论，但这方面的因素至少会对他们的思想产生影响。

除去嘉靖皇帝之外明代君主对道教冷漠，但并不排斥，仍然是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加以容纳。万历皇帝棺内的道袍或许可作实证。这件道袍的出现，绝非偶然，它同故宫、天坛、紫禁城那辉煌的建筑一样，说明了处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帝国在对待文化方面的胸襟和情怀。这与清朝后期渐已形成的小巧精緻的建筑及封闭的文化心态形成鲜明的对照。不管郑和率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的最终目的和结果如何，就它的气魄而言，是后来的大清帝国所不能企及的。假如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提前三百年引进中国，明代的君臣也绝不会像慈禧太后惧怕火车一样恐慌不安。可惜，历史的进步从来就不是以时间的流动而前进的。

在各类袍服、衣料的下层，深藏着一件稀世珍宝，这就是万历皇帝的缂丝十二团龙十二章衮服龙袍。衮服是皇帝在祭把天地、宗庙、社稷、先农、册拜、圣节和举行大典时所穿的礼服。是龙袍中最为珍贵的精品。

衮服底纹织有“■”、“寿”字、蝙蝠、如意云，象征“万寿洪福”；十二团龙分别缂制在前后身及两袖部位，每一团龙又单独构成一组圆形图案，中心为一条蛟龙，两侧为“八吉祥”纹样。蛟龙之上，再饰流云，龙下饰海水、江崖。“八吉祥”纹是八种图案纹样，即轮、罗、伞、盖、花、罐、鱼、盘长。在十二团龙图案之外，又缂十二章纹样，这就是属于帝王特有的十二章衮服。十二章也是十二种纹样，即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纹样各有含义，日、月、星辰，昼夜有光，表示普照天下；山取“镇”土，龙取“变化无方”；华虫是雉鸡，翎毛华美，表示“文采昭着”；宗彝是尊彝之上再做上长尾猴形，古代相传长尾巴猴子孝顺，栖息于树，老猴子在最上面，依次相排，小猴子在最下面，守卫长辈的安全，故宗彝取“孝”义；不忘祖先恩德；藻是有花纹的水草，取其有“文”；火即火焰，取其“明亮”；粉米是粮食，人离不开米麵，取义养人；■是斧头的形状，取义“果断”、“权威”；■是两个弓相背，取义“见善背恶”。总之，意在象征皇帝文武兼备，处政英明果断，圣光普照大地，恩泽施于四方。遗憾的是，这位万历皇帝除了理事专断之外，其余诸条却一无所具。面对祖製图案的良苦用心，不知作何感想。

关于衮服织法的研究，在没有新的论断问世之前，其缂丝“通经断纬”的技法，应当说是起源于汉魏。

1959年，考古学家在新疆巴楚西南脱库孜来古城遗址中，曾发现过一块用通经断纬技法织成的红地宝相花缂毛残片，按时间推断，和1906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新疆古楼兰发现的一片具有“通经断纬”技法和希腊风格的毛织人像不相上下，均为汉代中期。1973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又在吐鲁番阿斯塔那一带，发现一套缂丝织成的绦带，经推断为盛唐时期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