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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阳光洒进探沟，使小石碑闪着亮光，字迹越发清晰可辨。白万玉放下毛刷，神情严肃地望着大家，一字一顿地说：“我看像是和隧道门一样的道理。”

刘精义惊讶地望望老人，又看了眼赵其昌：“那么说，又是工匠留下的标记了？！”

白万玉没有回答，从兜里掏出纸烟，径自抽起来。赵其昌冲刘精义点点头：“白老说得有道理。皇帝也好，帝后也好，他们都是人，而人总是要死的。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皇帝皇后不可能同时死去，既然如此，就出现一个问题：是先死先葬，还是先死者要等后者死去，再同时入葬？”他一边吸着烟，一边推理似的慢慢讲下去。“从文献记载看，明朝帝后的入葬程序，习惯上是采用前者做法。以长陵为例，徐皇后早于成祖先死，死在南京，等长陵玄宫建好后，才把她从南京移来入陵。尔后成祖皇帝死去，再开地宫，葬入长陵和徐皇后作伴。其他陵墓的主人也都采取这种方式。定陵是万历生前预先营建的，建成后，他并没有死，只好把墓室关闭，再用土封严墓道。等到他死后再重新掘开使用。推理是这样，事实上也非如此不可。这从我们发掘的土质中完全可以得到证实。既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作出和隧道门的石条一样的结论，这块小石碑是工匠为了帝后入葬能顺利地打开地宫而偷偷埋下的标记。石碑上的刻字应该是可信的，这不是迷路石，确实是一把打开地宫的钥匙。”赵其昌说到这里，转身看看白万玉，老人微笑着点点头。

第二天，民工们主动做了一个木套，把这块在关键时刻给予他们希望的小石碑罩上，小心地原地保护起来。30年后，这块为定陵的发掘立下奇功的“指路石”，仍安然无恙地躺在定陵博物馆的橱窗内。这是定陵自发掘以来出土的第一件珍贵文物。

为庆祝髮掘“战绩”，发掘队决定给予老民工每人一条毛巾、新民工每人一条肥皂的奖励。对1956年的中国来说，一条毛巾和一条肥皂无疑已是十分珍贵的奖赏了。

夏鼐听到汇报，立即作出了“这确是一把打开地宫的钥匙”的结论。但有一个问题尚未弄清：为什么在前段的发掘中，却把砖隧道的线索丢失了呢？儘管后来探沟加宽到9米，仍不见砖隧道的踪迹。

经过进一步的发掘，才真相大白。原来第二道探沟，正处在砖隧道的尽头，隧道在小石碑的位置，就已经弯向宝城中心了，而这弯曲的地方，又正是通往地下宫殿的石隧道的开始。砖隧道和石隧道，一个是末端，一个是起点，既不衔接，也不相对。发掘队在此处迷失方向已成必然。在这里，就不能不重新提起，在宝城券门中隐藏的那块上刻“宝城券门内石碣一座城土衬往里一丈就是隧道棕绳绳长三十四丈二尺是金刚墙前皮”的那块石碣，正是因为当初的一念之差，未能清理宝城券门，才造成后来迷失方向和发生了那么多滑稽而热闹的故事。

工作队清楚地记得，在那段苦闷的日子里，刘精义一次突然从睡梦中醒来，他望望一直未眠的白老，极为认真地说：“刚才我梦见在探沟下面有一块石碑，上面写满了字，因为有泥，看不清内容。”

面对他的梦呓，白万玉只是一笑了之，他宁肯相信这是胡言乱语，而不属真实。想不到半个月后，这个梦境真的成为一种活生生的事实。这是一种灵魂的感应，还是一种信息的沟通与传递？或许，正如西方一位哲学家所说的：“梦境，不是一种幻想，而是未来的预告。”

看来，万历皇帝是“在劫难逃”了。

第五章 大厦崩溃

张居正溘然长逝，标誌着大明帝国最强有力的支柱轰然倒塌。大风起于清萍之末，朝野骤起反张浪潮。高拱的《病榻遗言》，使这位首辅彻底走向了悲剧的终点。而一代将星戚继光的殒落，使帝国大厦彻底崩溃——

悲怆人生

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初夏，大明帝国的朝廷上，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叱咤风云的一代首辅张居正溘然长逝。

自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张居正独自担负起辅弼万历皇帝和内阁首辅的双重重任后，就开始了他那辉煌悲壮的人生旅途。他曾苦心孤诣地辅导圣学，主持改革，协调官府关係，一年四季繁忙至极。正如万历三年，张居正本人在给山东巡抚李渐庵写信时谈到自己的景况时所言：“自受事以来，昼作夜思。寝不寐，食不甘，以忧国家之事……每日戴星而入，朝不遑食，夕不遑食，形神俱瘁，心力异竭。”如此沉重的负担，对于一个50多岁的人来说，长此以往，必然心力耗竭，难以承受。

果然未出所料，张居正在辅佐万历皇帝整10载的1582年2月，也就是他五十八岁的时候，终于一病不起了。

10年之前，张居正就患有痔疮，因无暇医治，最终导致了日后的恶果。他从家乡请来一位名医，做过手术后虽然得到根除，但从此血气亏损，脾胃虚弱，不思饮食，不久便寸步难移，卧床不起了。在这个时刻，张居正只得再次要求致仕。早在两年前，当已是18岁的万历皇帝相继举行了耕猎礼和谒陵礼这两个标誌着皇帝本人已经成年并能独立治理朝政时，他便向皇帝以“高位不可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为中心议题提出了“乞休”请求。多少年后，人们仍能从这篇奏疏中触摸到张居正的真实情感以及深深的忧虑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