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后来他从检察院出来，对我翻脸拿出两份报告、两个协议时，我苦苦思索了一个多小时，才明白了其中隐藏的秘密和陷阱。
“好吧。细节我们去会议室商量，不打扰您了。”志雄对我说。
“还是我走，你们就在这里继续谈。”我连忙道。我当然不好意思对他们说，我是骗妻子出门的，其实到办公室什么事没有，只是不愿意呆在冷冰冰的家里。
后来在庭审中，面对曹志雄、姚丽、刘心宇对我的指控，质证时我曾试图用5月1日晚我看到过他们背着我商量康达股票的事，说明我的确始终不清楚康达股票违规操作的事，遗憾的是曹志雄、刘心宇两人一致否认有过这次碰头。我只好在随后的自我辩护中主动放弃了这一重要证据，因为我知道法庭只相信有证据的事实，更不会采信被告人没有其他有力证据佐证的无罪辩解，何况这样的旁证作用本来十分有限。
在捱过了三年多冤狱，经历了一系列无情的背叛之后，偶尔我会想起，假如当天晚上我能对他们这次“意外碰头”商量股票的事引起警觉，及时发现刘心宇对我和其他公司领导的刻意隐瞒欺骗，消除曹志雄、姚丽和其他涉案当事人对我推卸责任的误解，果断地查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如实向检察院报告，其实股票违规交易只是财务上的操作失误，根本不存在犯罪故意，是不是我和东南贸易集团的历史就会改写？至今我还是相信曹志雄等人，当初并非象刘心宇一样对我刻意隐瞒欺骗，而是在维护东南贸易集团利益的心理作用下，被刘心宇欺骗玩弄了。
我无法肯定，因历史不会重演。
长假结束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主动提议一家人到饭店去吃饭。
妻子张晓茜挖苦道：“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大老总怎么有时间陪我们娘俩吃饭。”
我没好气地说：“吃就走，不吃就算了。”
8岁大的儿子劝道：“你们不要吵了，我不想去饭店，就在家里吃。”
我顿感没趣。
想起应该把最近发生的事，告诉东南贸易集团另一家大股东也是地主的张祥生，就给他打了个电话，我说有一些事情需要面谈，请他到明珠宾馆一起吃饭。张祥生痛快地答应了。
我出门前亲了亲儿子，跟他说再见，儿子爱理不理的。我越发心中无趣，拎了公文包出门。因为长期很少顾家，儿子向来跟我不亲。事业与家庭不能兼顾，这对我一直是一个很大的痛苦。
031、股东告警
我车到明珠宾馆的时候，正好看见张祥生自己开着车也到了。俩人一起从停车场走向餐厅的路上，张祥生说：“五·一长假我不敢打扰你，今天你不找我，本来我准备明天上午找你去的，估计我们要说的是一个事。”
“是吗？你也知道消息了。”我有些吃惊。因为张祥生虽然挂着公司董事的头衔，除了董事会开会时捧捧场，平时对公司事务从不过问的。
“等会坐下来慢慢说给你听。”
俩人坐下后，我简单地点了几样家常菜。
张祥生说：“你先讲，还是我先讲？”
“是老孙告我状的事吧？”我开门见山。
“就这事。”张祥生点了点头。
“那还是我先讲吧。”我说。
于是，我把孙明海接收华贸东南公司后，认为我转移了资产，并认为东南贸易集团实际是华贸东南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贸易集团、南华公司、奥美电器三家股东的投资都是假的，搞掉我不仅可以拿迴转移走的资产，而且可以完全控制东南贸易集团。为此，孙明海通过其过去在市委工作的社会关係，找了临江日报的朋友帮忙，通过内参告了我一状。我将马书记的批示，检察院两个多月来的内查外调等，都简单地跟他说了一遍。
“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更明白了。”停了停，张祥生气愤地说：“你怎么交了孙明海这样的朋友？！”
“老孙过去在临江官场多年，认识不少人，也是朋友互相介绍认识的。这次华贸东南公司下放，上面催得紧，我主要是看他妻子在市国资委工作，下放手续上可以办得快一些。”我解释道。
这个时候，我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交友不慎、政治上不成熟的致命弱点，更多地强调客观理由。当然，我这样说也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在我三年多重获自由时，我才发现中国贸易集团列入下放的50多家企业，其实就我办理了华贸东南公司一家的下放手续，其他的大部分都已经关门歇业，只少数几家还在办理下放手续之中。
这使我深深体会到，官场中的事其实都是可以用时间来解决的，最要紧的是自己不要冒权力失控的风险。这在当时我是无法领会的。
张总生气地说：“这傢伙过去我不认识，现在他通过市里的关係，找到开发区主要领导，区领导又找到我，约我后天下午见面。我问他有什么事，他说接收华贸东南公司后，他成了东南贸易集团的股东，股东间认识一下、交个朋友，以后有事好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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