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我惊讶的甚至不是副总统开始对政府评头品足(这个政府还没着手改革)，而是他那蛮横无礼、颐指气使的腔调。
外国观察家当中流行一种逐之不去的传言，说什么一些对联盟解体不满意的军人在准备新的政变，而鲁茨科伊将成为政变的政治领袖。到政变时间尚远，但是鲁茨科伊的名字如此响亮地被推出却绝非偶然。鲁茨科伊在西伯利亚视察军工企业时把盖达尔政府中改革班底称之为"穿着玫瑰色裤衩的稚童"，这样他便开创了政治下流行为的先例。不久之后，哈斯布拉托夫洋洋得意地接过了这个火炬……。
特殊地位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跨地区议员团工作时，我认识了根纳季·爱德华多维奇·布尔布利斯。就在那时候他作为职业哲学家的博学多识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很快就了解到根纳季·爱德华多维奇的另外一面，他这个人最初给人的印象是温和的、与世无争的样子，但他绝不是那种坐办公室的理论家或者是为上级领导随便驱使的执行者。
恰恰相反，这是一个上紧了发条、充满了活力、具有坚强意志的人。
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时。我们相互不认识，就像人们常说的，当时我们"旋转"在不同的轨道上。但是、我们有共同的根，有关于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回忆，这在我们的相互关係中起着重要作用。最后，还有一点，他在青少年时代酷爱足球，曾在军队足球队踢过球，与我一样，他喜爱体育运动。
他作为我的助手第一次直接担负的任务是领导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选举活动，他是那一地区选举俄罗斯议会人民代表的总部负责人。过了一段时间，布尔布利斯被任命为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全权代表。
这个职位原来是没有的。这是"为了布尔布利斯"而专门设立的，是为了强调他的特殊地位。
……在阿尔汉戈尔斯科市我们的交往尤为密切。我在那个城市过得很舒心。坦率地讲，与根纳季·爱德华多维奇在那一时期的谈话使我油然产生了一些新的思想。
他颇有远见，善于对当前的事件作出战略性的、全球性的评价。于是，关于俄罗斯新政治、新经济、新国家制度、新的生活方式逐渐成形，这些概念的表述越来越鲜明，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准确。
……不过我做出最终选择是我于1991年9月在索契休假的时候，当时，西拉耶夫在那里，布尔布利斯也在那里。
在那些紧张忙碌的日子里我有可能再一次对谨慎行事、善于妥协的西拉耶夫和充满活力、年轻奔放的布尔布利斯进行比较。我深切地感觉到我身边必须有一个朝气蓬勃的人：我自己来决定政治斗争的策略与战略，而委託这个人考虑前景规划，选择具体方向，调配人材……
当时，我就把期望寄托在布尔布利斯身上。
我不仅喜欢他那独特无比的智慧，而且喜欢他那善于洞察他人思想与观点的能力。他对同一代人当中的年轻政治家与实干家颇为了解。我让他根据自己的意愿去选择新班底，谢天谢地，我没看错人。只要举出两个布尔布利斯主张提拔的人就足以说明问题，那时他竭力推荐、"拉住"的两个人是盖达尔和科济列夫。他还推荐了另外一批能干的人物。
这样，根纳季·布尔布利斯成了俄罗斯联邦的国务秘书和第一副总理。
新闻界一些人常把他称之为"灰色枢机主教"。当然，这是无稽之谈，为了成为"枢机主教"，首要的条件是总统的宝座里须坐着一个优柔寡断的、软弱的、冷漠的人物(现在，时过境迁，我倒觉得苏斯洛夫与勃列日涅夫之间的关係颇似上述情况)。
布尔布利斯有两个严重的不足之处：病态般的自尊心和不善于社会应酬。
有时候事情竟弄到令人啼笑皆非的程度。有一次。电视评论员约定采访盖达尔，因故临时让布尔布利斯顶替一下，他坐在摄像机前象背书似的一本正经地"道出"一些枯燥无味的台词。
当然，这种情况是罕见的，不能说明问题。不过，应当承认，儘管一再努力，布尔布利斯试图成为社会舆论界头面人物的想法未能成功。
＊＊＊
1992年刚过，年初几天就在独立国协政治生活中出现了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克里米亚和黑海舰队问题。
开始，乌克兰国防部和最高苏维埃采取了积极的单方面行动，力求使黑海舰队的人员宣誓效忠于乌克兰。随后，俄罗斯苏维埃做出了并不高明的"回答"，宣布1954年将克里米亚转交给乌克兰是不合法的。
危险的紧张局势出现了。
局势表明，乌克兰政府与议会领导人准备在不同我们进行任何协商的情况下采取积极的"武力"行动。
应当承认，这件令人头疼的事件发生得真不是时候。乌克兰议会不可能不知道，俄罗斯正在准备实行"休克"式的经济改革，准备放开物价。独立国协成立之后，立刻出现了一系列地区性的民族问题，例如，德国人的自治，波罗的海诸国要求俄罗斯立即无条件撤出军队，高加索曾被镇压的一些民族要求还他们以历史的公道，同样是要求立即与无条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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