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白崇禧虽与蒋为敌多年，但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义无反顾地顺应民意，响应中央号召，共赴国难，不失为血性十足的堂堂汉子。日后，白崇禧身为中国军副参谋总长，为中国抗战胜利立下汗马功劳；李宗仁台儿庄痛歼日军精锐上万人，轰动中外，更是名垂抗日青史。
与李宗仁、白崇禧一样，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青宁二马等一批地方军将领，也在古老的中国面临多灾多难的困境时，毅然停止了分裂，停止了国内的厮杀，主动通电全国，请缨抗战。这种举国一致的效果，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国家在被外敌欺压凌辱了上百年后郁积在胸膛里的愤怒和觉醒的总爆发。蒋介石也被这冲天的烈焰震呆了，此刻，他更理解了一句至理名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蒋介石更坚定了全面抗战的信心。
8月8日，蒋介石在南京发表《再告抗战全军将士书》，声称：“此次日军大兴入寇，卑劣诈骗，巧取我平津，焚烧杀掠，蹂躏我同胞，天津化为灰烬，北平沦为倭巢，此诚我民族莫大之奇耻，亦中国历史未有之巨变。为此，全军将士要树立五点精神：一、牺牲到底的决心；二、最后胜利之自信；三、运用智能机动应付；四、军民团结亲爱精诚；五、坚守阵地有进无退。”
蒋介石下定了抗战决心，就决不能绕过陕北，绕过中共和红军。
自1935年开始，中国共产党便多次向全国发出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两年多来，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正义吶喊唤醒了沉睡的国人，从普通百姓到全国各界知名人士，从南京军政当局到国民党军的各级官佐，赞成和拥护中共主张的人越来越多。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已在全国掀起了一股铺天盖地的历史洪流。西安事变，蒋介石便险些被这股难以遏制的洪流冲人历史的阴沟。这一次他被惊醒了。
从蒋介石自身统治来说，他自然希望红军能像中国各地的军阀一样，在其远交近攻和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下土崩瓦解。但多年追剿的结果，红军未灭，日本人却乘机一步步闯入中国的后院。日本人最希望看到的就是这种中国内战的状况能持续下去，中国始终处于分裂的状态，因而屡屡逼迫南京国民政府与他们签定共同防共条约。
东京和日本天皇最怕的就是中国国内重新结成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出现中国全国抗战的局面。蒋介石也深知这其中的道理，因而在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的最后关头，在蒋介石对日本人产生了切肤的痛恨后，他自然想到了要与中共和红军携起手来。此外，蒋介石生性私心极重，他不可能眼看着自己的军队与日本军在战场上你死我活地厮杀而仍由中共和红军在陕北坐山观虎斗，他要把红军拉上战车。
事实上，早在1935年冬天，蒋介石就曾有过建立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意思。当年11月，国民党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上，蒋介石第一次抛出了“最后关头”的观点，决定了“牺牲”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否则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抗日）”。国民党的政策开始发生了变化。
但这时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的意思是以“收编”红军的方法，以“政治手段来解决”共产党，这对坚持独立自主的中共来说自然是无法接受的。但蒋介石并未死心，他通过苏联驻华大使转请史达林出面，劝说红军承认国民党的中央政府，同时派出要员赴莫斯科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主要代表潘汉年，就国共合作抗日谈判问题进行了接洽。
毛泽东对蒋介石建立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自然是支持的。
1936年年初，中共代表周小舟、吕振羽等衔陕北中央之命，赴南京与国民党政府谈判，国民党谈判负来人陈立夫派曾养甫、谌小岑与中共代表进行了初步谈判。
只可惜当时蒋介石错误地判断了形势，认为对中共和红军的“围剿”已近功成，因而在谈判中一步不让。
当中共提出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时，国民党谈判代表即坚持称国民政府就是国防政府，国民党军队就是抗日联军；当中共代表提出多年来一贯坚持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后，国民党谈判代表未回答提案，却反过来要求中共停止土地革命、停，止阶级斗争、停止苏区活动、放弃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
毫无诚意的谈判只能带来毫无成果的结尾，国共双方第一次组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努力失败了，但这次尝试，毕竟打开了对话的大门。
1936年7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在南京召开。
会上，蒋介石再次向全国作了“最后关头”和“最低限度”的解释。
与过去相比，蒋介石抵抗态度更明确，措辞更激烈。蒋介石的这种进步，几乎立即得到了陕北的欢迎。
面对新形势，毛泽东适时调整了我党的方针，将过去的“反蒋抗日”的提法换之以“逼蒋抗日”。对刚刚结束长征一年、处境并不乐观的中共来说，这种战略的转变是完全合乎实际的。在抗日呼声越来越高的时刻，这种提法无疑赢得了民心，也为日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铺平了道路。
西安事变，使国共对话迈上了新台阶，事变结束后，蒋介石带着联共抗日的口头承诺被放回了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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