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此，他对外的调子自然不像内心那样高昂、偏激，这也使得军官的这些将佐们一时摸不清他们的官长究竟对满洲是个什么态度。
见无人开口，南次郎放下撸着长髯的手，说道：“事出突然，所以请各位来商讨一下对策，主要是对时局的判断和下一步的措施问题。”
说着，他提高嗓音，收起了微微的笑意，“上个月我曾说过，满洲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在向事态严重的方向发展。虽然我们强调隐忍持重，可满洲的形势恐怕不许我们再过于持重了。目前，在满洲的关东军只有1万人，将少兵微，装备又差，处在张
学良20万部队的包围中。这必然导致中国方面乘机兴起排斥外国、收回国权的思想。要记住，满洲有我们帝国20亿国币的投资，更有10万帝国精英的亡灵。失去满洲，就等于失去帝国的国防生命线，它必然祸及帝国的千秋大业。帝国不答应，就是弃尸满洲的帝国亡灵也不会答应。所以满洲的严重事态必须加以解决。这次关东军行动有些突然，请诸位就下一步的处置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站起来打破僵局的，是身材高大、威风凛凛的军务局长小矶国昭。这时，他一扫以往给人的那种悠然超脱的印象，神情严峻、目光沉稳，颇有些军人气魄，以山形人特有的捲舌音说道：
“我认为关东军此次行动完全合理，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应给关东军充分的支持，以此次事件为契机，彻底解决满洲问题。”言辞简洁，态度鲜明。
会前，小矶即与顶头上司金谷总长讨论过电报内容，已完全窥透了军部首脑对这次事件的态度，因而在拿出自己的观点时更显得毫不踌躇、锋芒毕露。
参加会议的这些军部将佐，其实内心早已接受了满洲将以武力解决这一观念。所不同的，只是这一天到来的早晚而已。
须知，直接或间接控制舆论，鼓起日本国民民族情绪的，正是这些主张铁血政治的军人。
而当时的舆论导向和国民的偏激，也使他们认定眼下是一个彻底解决满州问题的有利时机，所以小矶的话立即引来了一片群起响应之声。
匆忙召开的会议，却很快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最后，确定了“以此衝突为解决满蒙问题的理由，不但要确保日本在满州的权益，而且还要以此对整个东北实行军事占领”的陆军方针。
并考虑派驻朝鲜日军一部应急增援，国内第10师团应急动员、作急派出发准备的腹案。
会后，责令陆军省军事课准备一份向内阁提出增兵满洲的建议。
上午10时，日本内阁紧急会议也在东京首相官邸召开了。
会前，若规总理总觉得这次事变的发生与国内形势的吻合太惊人了，所以他总有种感觉：这次事变也许与关东军，甚至与军部有关。
会议开始前，他反覆叮问南次郎：“关东军这次行动，确係是针对中国军队的暴戾而被迫采取的自卫行动？可以这样相信吗？”
“当然。”南次郎毫不含糊地应道。
但若规总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
望着台上慷慨陈词的南次郎，他隐隐地觉得内阁对军部的约束力正在逐渐减弱。
若规是在1931年4月犬养毅遇刺退出内阁后，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频繁更迭的日本内阁总理宝座的。
上任伊始，他就确定了先内后外的治国方针，力图首先稳定国内政治局势，树立一位在国内深孚众望、能一呼百应的强硬的政治人物。
他为自己能成为这一人物而不懈地努力着，并艰难地协调着同军人、财阀、政客等各方的关係：同时他也倾尽全力谋求迅速消除席捲全球的经济危机给日本经济带来的阴影，指望首先把经济颓势扭转过来，再以此为基础，大力发展帝国国防，最终彻底解决满蒙悬案，实现帝国霸业。
为此，他继续留用前外相币原喜重郎，艰难地继续着“协调外交”。
最初的一个多月，各方局面尚好，这给了他以极大的信心。
但进入夏季后，中国满洲和日本国内的形势却发生了对他越来越不利的变化。
先是中国的“革命外交”，要求收回国权，衝击了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利益，引发了日本人对内阁协调外交的不满。
“万宝山”事件更使主张先外后内的军人、强硬派政客和右翼势力联起手来，在满洲和日本本土公开与若规抗争。
随着时间的推移，内阁中主张强硬的人数日渐增多，民众舆论也变得对他日益不利。
“中村事件”曝光后，随着日本人在谈判上的日渐被动，国内强硬派反对内阁的浪潮达到顶峰，民众也被政友会、内阁中强硬派、军方，甚至右翼势力煽动起狂热的民族情绪，以排山倒海之势衝击着若规内阁。
这时，他不得不承认他的协调外交就此算是破产了，而他先内后外的一整套大政方针和规划也像一艘即将远航的船，刚出港湾被水下的暗流推上礁石，触礁搁浅了。
面对突然发生的这一切，他不得不静心反思。
这才发现，自己所以这么快就失去民心的根本原因：国民之所以被军国主义鼓譟得有些歇斯底里，根本在干他们希望的帝国的军靴能随意踏向东亚的各个角落，帝国能成为东亚及至世界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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