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道理，搞案子你能上四项措施，就不上一项措施，单方面判断，肯定是不全面的，领导层决策，也没有错误，该查的全查了，就是要避免遗漏。可是，唉!”黄沙胡乱地吃了一把药接着王长安的话茬说。
“这个逻辑是无能领导的逻辑，瞎子算命几头都堵，英明的指挥者应该找出普遍性里的特殊性，那个特殊的方面就是侦查的方向，方向对了，案子才有希望，就像一个人在十字路口转圈圈，明明犯罪分子朝东跑了，你还不去追，还在那里辨不清方向。你只能越转越晕!”丛明暗暗佩服王长安这一精到的见解。他不动声色采取激将的方法说：“把你放在领导的位置，你可能更晕!”
“我?我不可能晕，你把我的话记住，这案子决不可能是什么‘黑色’、‘灰色’人干的!”
“你说是什么人干的?”
“什么人?粉色的呗!”王长安甩出这么一句就不再说话。丛明还想问问他为什么这么判断，但他知道王长安是不会再多告诉他什么了。
那几天，丛明藉口去看他们，频繁地找叶千山、夏小琦、秦一真他们，想向他们探听到更多的案情，而似乎只要一涉及案子方面的事情大家就很缄默，变得严谨了，他能感觉到他们对外保密工作做得好。他在那几天中，听到最多的还是大傢伙对决策层的指责和抱怨，似乎每个人都牢骚满腹，他从这些指责、意见、抱怨中隐约感觉到，在什么地方一定存有严重缺陷，缺陷在哪里呢?没有人清楚，没有人知道。每个人都像是处在一头雾水里似的。他在一个多星期的奔走里，只从夏小琦那里了解到一点点情况，比如宋长忠醒时提到过的嫌疑人是170米左右，头戴鸭舌帽，年龄在25岁左右;在谈到宋长忠提到的犯罪分子的体貌特征时，夏小琦压低声音说：“我绝不相信是宋长忠提供的，宋长忠现在是植物人了!我看，他从一开始被打成植物人了!”
“你的意思是第一现场有目击证人?”
“肯定是目击证人谈的，但是连我们也不知道目击证人是谁!”
丛明为他自己能了解到这么多已很知足了。
这第一现场的目击者太宝贵了。学刑侦理论，从证据论这个角度上来说，把证据分为原始证据、传来证据。这其中有一个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直接证据一般表现为人证，间接证据表现为物证，物证必须构成证据链，构成链条了你才能证明一种犯罪事实。而直接证据只要有一个人看见某一个人犯罪，就可以完全证实他，所以人证要比物证更有说服力。他想搞案子的人肯定会千方百计挖空心思也得把人证找出来的，虽然他现在还不知道这个目击者是谁，但他早晚都会知道的。
他曾亲眼看见了赫战勋一案出现的一个又一个败笔，他上公安大学，从一开始就注重研究《刑侦学》，他把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刑侦学》和人大法律系、西南政法学院编的《刑侦学》以及渖阳刑警学院的《刑侦学》反覆通读并作了比较，他觉得还是刑警学院的《刑侦学》最好。那里边穿插了大量的案例，它用案例论证那些理论，而其它的几个版本很薄，大量掺杂着刑事技术，在刑侦策略这方面的内容就比较少。
通过学习，他在脑子里积累了大量案例，给他的感觉就是要想破一个很复杂的案子，现场最重要。在现场得到的东西是最可靠的，别的主观推断都站不住脚，现在他认为很有必要去那三个现场作一下侦查试验，他需要了解罪犯需要多长时间作一个案子，连续三个案子，每一个案子需要大约多长时间，虽然时过境迁，但要是自己去三个现场转悠转悠，也许会找到很有价值的东西。
除夕的鞭炮声似乎比往年都要暴烈。人们对1988年的龙年怀有一份深深的恐惧。因为在上一个龙年的1976年，离古城不远的唐山一场大地震死了24万人，周、朱、毛三伟人相继辞世，龙年似乎孕育着无穷无尽的灾难。
丛明裹着一件破旧的军大衣骑着自行车在除夕的隆隆鞭炮声中穿行于三个现场之间，其实他认为的现场是极不确切的。没有人告诉他现场确切的地点，他只是估摸个大概，他发现虽然宋长忠和孙贵清的现场几乎没有什么行人，但林天歌的现场是居民区呀，那个时间，来来往往的人真不少。
他花了大约半个多月的时间在三个现场蹲来跑去，最后他想拿余下的时间摸摸公安局决策层领导的底儿，看看他们到底对案子是怎么把握的。
他听说公安局新换了局长，他就琢磨着怎么才能跟这个新局长接近呢。那天，他溜达到刑侦处，正好碰上他的同乡，刑侦处政工科长戎长征，他说：“哎，戎科长，是不是调来一个叫解凡知的局长?”
戎长征从材料堆里把头抬起来一看是同乡丛明就笑着说：“不是解凡知，是解知凡!”
“他是哪儿来的?”
“咱们同乡!”戎长征一副以局长为同乡的自豪样子。
他心说：嗯，这回可有套磁的材料了。
当天，他就打听到解局长晚上值班，他晚上就去了。
在市局二楼总值班室，解知凡正在屋里跟一群人打扑克。丛明站在解知凡身后一个劲地支嘴儿，玩了一会儿，解局长起身就要走，丛明就后面跟出来，到了楼道里，他说：“解局长您不再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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