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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製造总局开局之初,就有过"各委员抨考图说,以点线面体之法,求方圆平直之用;就厂中之洋器,以母生子,触类旁通,造成大小机器30余座的事实.

这种先进的製造之器,虽然由船炮引入,并在生产船炮的过程中被复製出来,但它一经出现,就会在数量上积累,而且按照自身规律运动,或迟或早突破其倡发者狭隘的预想.这是李鸿章等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中国近代工业发展所作出的一大贡献.第三:因製造船炮并为其服务的各项专门化技术工业的产生,对促进中国封建的自然经济的解体和新的近代经济的产生和发展, 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9世纪60年

代以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生产力得到了巨大发展,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可是,中国当时社会生产力相当低下,虽然在19世纪50年代已经出现了一些工矿企业,但它们基本上是由买办资产阶级所创立,并且规模很小,为缩小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只能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不可否认,李鸿章主持创办的江南製造总局内生产的枪炮,在最初当然主要是运往前线对付农民起义军;但这些工厂的主要宗旨却是製造兵船,目的是防御海口用以"自强御夷". 再加上这些工厂由中国人拥有主权,自己建造和管理,所以,这些工厂儘管属于军事工业之类,却具有"御侮"性质,并且为中国近代工业打下了最初基础.总之,在19世纪末年,中国近代工业虽发展缓慢,底子薄,基础不牢,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外国资本主义,多少带有买办性,但在由李鸿章主持下的江南製造总局等企业的倡导和支助以及影响下,中国近代工业已经诞生并缓慢而艰难地前进,所以李鸿章设厂制器的功绩是不可抹杀的.第四,这些军工企业虽在"靖内"方面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但在"御外"方面的实际效果也极为明显,我们不能把李鸿章主持兴办的军事工业看成绝对的坏事.而也应看到其积极作用.如1870年

李鸿章接管并扩充的天津机器局,起初虽然是为镇压农民起义而製造军火的,但随民族矛盾上升,这些军事工业所製造的枪炮弹药在加强边防、抵御外来侵略战争中发挥了作用.又如,在江南製造总局内专设的轮船工厂,为中国近代海防和海军建设作出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综上所述,对于李鸿章举办军事工业中的是非得失,我们只有从它的客观效果出发去评价,我们应肯定它的积极意义,虽然它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北洋舰队全军覆灭而告失败,但它为百十年后"开拓始基"所作的尝试,在促进中国国防近代化方面的重要意义都是不可抹杀的.对于它失败的根本原因,我们应从当时中国政治的腐败和经济的落后上去寻找.

2、兴办近代民用工业以求"自富"

李鸿章推行以学习西方技术为目标的富国强兵之策,60年代着重在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从70年代

起,他又提出" 寓强于富"的口号, 办起了军事工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来,主要是兴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工业.

李鸿章从所谓"求强"出发,把西方军事工业移

植过来,力图加强清王朝的武装力量,抵御西方列强的入侵.然而,军工企业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整个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把这个环节孤零零地摘取下来,移植到中国,由于缺乏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固基础,结果发生了许多畸形现象和一连串的困难.经费来源枯竭,原料燃料供不应求,转运维艰,技术落后,人才缺乏,管理製造混乱等等,堵塞了军事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通道.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为军事工业建立完整的近代工交体系.因为"武器的生产"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的.于是围绕军事工业而兴办民用企业以及其他工业的问题被提到日程上来.此时的李鸿章经过大量实践,逐渐认识到"必先富而后能强".

为了"求强"而"求富 ",他决定通过兴办民用企业,以解决军事工业的原料、 燃料供应、"调兵运饷"的交通运输困难和"练兵练器"的经费问题.而当时的中国也具备了发展民用企业的客观条件.自然经济加速解体、城乡个体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日益分离,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失业,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逐渐扩大.从外国资本的侵略掠夺中,产生了中国的买办和买办资本.从中国的封建压榨中,增加了地主、官僚和商人的财富积累.外商在华投资设立资本主义企业及其一诺千金,转手致富的现实,刺激着地主、官僚、买办、商人投资新式企业、追逐高额利润的兴趣.在以上主客观条件的推动下,李鸿章开始把兴办民用工业求"自富"最终求"自强"的思想付之于行动.恰好在这时,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一场关于是否继续造船的争论.这就成为了李鸿章等洋务派从"求强"到"求富"、 从经营军工企业到兴办民用企业的转折点.1872年,内阁学士宋晋上奏,藉口

製造船舰浪费钱财太多而成船太少,请求饬令福建、上海两船政局暂行停止製造.清政府令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人通盘筹划具奏.在復奏中,左宗棠、沈葆桢都反对宋晋的主张,改为"兵船为御侮之贤",不能因惜费而停造,但他们没有提出解决经费问题的办法.李鸿章在阐述继续